某些人担心民主化会带来反效果，如说造成民粹，乃至极端势力崛起。其实，这在学界已是老生常谈，若一社会重视人文学科教育的话，一般民众也不会不晓得。惟当然，知道是一回事，真要在现实中避免犯下或重蹈有关错误，则是另一回事了。
读哲学者都该知道，不少古希腊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民主是挺感冒的，因那个时代就见证过民主的弊端，而苏氏更是亲身体验过其“非理性”的一面（惟必须说明：古希腊民主和现代民主有相当本质的差别）。到了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流行之际，也有一些思想家对民主抱著审慎态度，如同情美国革命，却极力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伯克（EdmundBurke），就警告民主可能会催生针对少数的暴政。
严防文化思想入侵
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实践可谓“丰富”，其知识界对民主的反思也不可不谓深入，然到了20世纪，还是发生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借“民意”崛起揽权，结果酿成大祸的现象。不过，空前惨烈的二战显然也给西方（至少欧洲）人带来相当深刻的教训，所以其社会对民主的理解和理念，已包含了更多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即基本人权，包括生命、言论、思想、信仰等自由，在民主面前是不能被妥协的，除非其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换言之，西方人并没因二战而放弃民主，而是不断在检讨、修补、改良之，一方面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反映民意，另一方面则严防任何形态的民粹化。其人在相关体制改革，以及思想、文化教育上下的功夫，其实都有充分的记录可供其他社会评估、借鉴。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尤其其掌权者，会重视吗？有些社会显然多少会，但也有些反而一径渲染西方为“威胁”，只想与其做生意，却严防其文化和思想“入侵”。
推动真正民主化
尤其一些威权统治的非西方社会，掌权者对民主的认知和热忱，恐怕仅有半桶水，对它以及人权价值的耕耘，根本不认真，反而勤于借用封建主义和宗教主义来鞭挞、驱逐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等对建构和深化民主非常关键的思想基因，企图借此夭折异议。如此态度，恐怕只会滋长更多满脑种族和宗教“部落意识”的民粹份子。
质言之，这些威权若阴差阳错地被所栽培和纵容的民粹掀翻，其实也大半算自己招来的“业报”。
人们若不想给威权陪葬的话，的确应当寻思如何超克威权以推动真正的民主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