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宗教的市场化赋予了个体乃至宗教更大的自由，不仅个人的宗教选择权大增，甚至宗教界也能容许更多宗教的共存共荣，也能鼓励原有宗教进行调整、改革，包括分流、分派，同时欢迎新宗教的诞生和外来宗教的入驻，令一社会的宗教面貌及内涵更为多姿多彩。
质言之，如此现象早于19世纪末即于西方社会随著现代化的演进而开始显现、深化，一直到今天。而今不仅西方，部分非西方社会也逐渐出现同样的趋向。惟不得不提的是：传统中国社会（包括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周边社群）其实也本有一定的宗教市场化现象，虽不完全与现代化相干，而更多或与古代的政治文化之原则及策略有关。
无论如何，就如其他领域（教育、辅导、医疗、法律、能源等）的市场化未必都会带来正面效应那样，宗教的市场化自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恶性竞争、垄断、寻租、硬销、炒作、渲染、煽动、欺诈、造假、情勒、剥削、贪腐、裙带、低俗、失序等。毕竟在一个竞争的语境中，很难确保竞争者不会在“卷”的压力下诉诸一些违法或违道德的模式或手段。
某些人可能觉得宗教毕竟是个“特殊行业”，是讲求良知、价值、终极关怀等的，其负责人到底不会“流俗”、“堕落”，遑论犯法。惟历史经验早就告知人们，实在不能太高估宗教界，毕竟人性难测也。今天偶会听闻什么“邪教害人”的事，就是个铁证。实际上不仅截然的邪教，连不少正当的宗教组织中，偶尔也会发生令人惊骇、齿冷的丑闻。更甭说正当宗教组织若被野心家渗透、操控，大搞其极端议程，还可能挑起社会矛盾及引爆政治动荡也。
职是之故，也正如其他领域的市场化那样，宗教领域其实也应当设置监管机制，即一国乃至社群的有关当局或领导层必须设立宗教管理单位，适时地介入宗教市场以制止一些不当乃至违法的行为。是以，高度标榜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的西方社会，其实还是会监管宗教的，包括采取强硬手段对付一些大有问题的宗教团体，比如1993年美国政府取缔大卫教派。另外自1997年，科学教在德国也受到严密的监控。
至于非西方社会，各国各地居于具体环境、条件或需求而对宗教进行监管——包括本国（尤其针对伊斯兰教），更是常态。部分国家如中国和印尼，还有“官方承认的几大宗教”政策，约制了宗教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空间。换言之，宗教市场化在部分非西方社会还是会因被强度监管而受阻、受限的，这多少引发了一些对有关社会之政治制度和掌权机构的批评。
总之，对宗教市场的监管是必要的，但监管却也不该过度以至窒息了宗教市场——实际上是践踏了个体的宗教自由。合理的监管当建立在现代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虽多少可以理解、尊重、包容一时一地的具体条件所孕育的既定做法，但却不能一味牺牲或搁置人权。传统固然可贵，但社会是总得进化的，否则物极必反，可能终会酿成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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