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一般上认为，在1760年代英国与欧洲出现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经济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以致生产力没有大的突破。其后果便是，人口剧增后便出现饥饿与大量流民，以及社会动荡。
18世纪出现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整体上出现0.5％增长，19世纪后则增速至约1％；20世纪前半期则再增速至2％；二次战后至1973年石油震荡期间，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约4％年均增长率。之后，则大体上维持约3％的年均增长率，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增长也大体上与世界经济增长同步。
尽管增长是加速了，但其分布并不平均。某些地区与国家在某个时期增长快速，有些地区与国家则增长缓慢，甚至无增长。伸言之，增长是不均衡的，不仅在国际上是如此，在一国范围之内不同地区与领域的增长也是不均衡的。
何以如此？这涉及了复杂的综合因素，如二次战后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增长快速，而非洲则与增长无缘，成了缺乏发展大陆。南美洲增长则是一般，虽有增长但不耀眼。
从时段上看，二战后至1960年代欧美各国增长快速，而进入1970年代后，则是日台韩港新增长令人亮眼。中国则是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后才快速发展起来。这些国家能快速发展主因之一在于战后美国为这些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如北约与日韩）；与此同时，也对这些地区开放市场，让他们的产品有出路。
何以这期间美国如此大方？这即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也与自由贸易思想主张有关。
欧美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让各国各地区发挥其所长（称之为比较优势），从而可经由国际分工与专业化提高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福利。伸言之，自由贸易是种双赢的博奕对各参与者皆有好处。
只是实际情况是美国虽开放了其市场，可其贸易伙伴则可能利用各种方法搞保护主义，如关税或非关税障碍，即这是不对等的开放。如长期以来，美国便指责外向型出口导向的亚洲诸国并没有对等地对美国开放其市场，为此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便提出了公平贸易主张；只是，其亚洲的贸易伙伴并没有真正落实，而是持续歧视美国贸易的不对等政策。
其后果之一是，在特定时期美国会对此采取激烈手段，如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美国要求日圆大幅升值，自愿限制对美出口（特别是汽车）等，但整体上言，美国依然容忍不对等贸易，以便这些国家持续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是美国要当英雄国家与扮演世界警察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围堵中国崛起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为了围堵中国也愿意持续容忍这个不对等贸易关系；甚至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A）以图孤立中国与钝化中国的增长势头。
只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态度起了质变不再容忍这些他认为是在占美国便宜的做法，如要求各国增加国防安全负担与落实公平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这一质变在第二任时变得更为激进。在2025年4月2日出台对等关税政策便是一例。
在这对等关税政策下，美国不仅要用关税手段迫使美国跨国公司回流美国，还要求各国到美国进行投资与真正开放其市场。这个政策大转变对亚洲出口导向国造成了极大恐慌。
毕竟，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习惯了依靠投资与出口来刺激增长创造就业与赚取外汇。一旦失去这些好处，增长便会钝化从而影响到就业与社会稳定。这确是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如此，特朗普还要求各国增加国防安全支出（从美国进口武器？），这都会加剧这些国家的重担。
长期以来，美国是出口导向国出口的对象，可现在美国不仅不再愿意扮演这个吸引外来产品的角色，甚至转身为竞争对手要与这些国家争夺国际投资与出口。这确是一个质变与大挑战。
只是也应看到美国的脱工业化是个长期的进程，要再工业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而需要多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也为出口导向国提供了政策调整的空间。至于特朗普任期满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则有待观察。至少，在其4年任期内恐怕不会放弃其再工业化美国政策目标。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拜登政府已沿用了特朗普政策。4年后即便美国再换总统，恐怕也未必会出现太大的政策转向。这些各国应有心理准备，不宜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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