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政治进程，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1982年伊斯兰崛起、1998年伊斯兰开明派与务实派抬头、以及2015年的后伊斯兰（post-Islamism）。
我向来反对把国际伊斯兰思潮与国内的伊斯兰政治的动向直接挂钩，毕竟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地的（politicsislocal）。然而，国际思潮与标签，还是可以让我们窥探个中的变化。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家之言。每一个时期，都有反对的声音和保守势力的反扑，论述的变化也不完全是直线的发展，当中曲折也很多。
国际上，从20世纪初一直到1960年代末，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其主要政治斗争，环绕在反殖民和反西方。穆斯林社会的政治，亦多数离不开上述主题。因此，在这个年代的伊斯兰运动中，很多国家结合了反殖民与左翼势力，而真正以伊斯兰作为政治动员旗帜的组织并不算太多，也不很强大。
马来亚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党“穆斯林阵线”（Hizbul Muslimin，成立于1948，同年被英殖民政府禁止），是左倾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MNP）的旁支。伊斯兰党（PAS）则于1951年11月在槟城北海建党，它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伊斯兰教士所创立。有趣的是，前首相阿都拉的父亲和祖父，皆为伊斯兰党的重要的创办人。
如果从左右分野来看，穆斯林阵线和伊斯兰党一个左倾一个右倾。1954年，巫统下令禁止党员拥有双重党籍，于是大部分原巫统伊斯兰教士选择巫统。1956年，被禁止的马来国民党的主席布哈鲁丁医生（Dr.Burhanuddinal-Helmy）成了伊斯兰党主席。
1959年大选，伊斯兰党赢得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此时，除了巴基斯坦和印尼之外，全球几乎没有打著伊斯兰旗号的政党执掌权力。伊斯兰党学习的对象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社会组织从1950年代起，就长时间遭受政府打压，其最主要的精神领袖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于1966年被指策划暗杀总统纳西而遭问吊。然而，对于要赢取选举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来说，要学习穆斯林兄弟会经长期被打压所累积的经验及存活之道，终究造成水土不服。
伊斯兰崛起
伊斯兰崛起／复兴是1970年代的大浪潮，他们的口号是“Islam is the solution”——“伊斯兰就是万灵丹”。尽管伊朗信奉什叶派，与大部分逊尼派不相往来，但在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感召了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可以通过激进手段来取得胜利。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受国际思潮影响：从1960年代前很少政党打出伊斯兰旗帜，到1970年代的反建制运动（以安华领导的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为最重要代表），到1980年代朝野巫统与伊斯兰党竞争伊斯兰化时期。
在1980年代以前，受伊斯兰学术训练的马来西亚人不多，安华领导的ABIM，可谓这个时期的领袖之摇篮。经历1969年的513事件后，巫统与伊党在1973年正式结为盟友。在选举政治上，巫统完成了马来政治的大一统，却也在大一统时期，留下了政治真空，让ABIM崛起为所有马来穆斯林反建制力量的代表。
1978年大选，安华助伊斯兰党助选。1982年安华加入巫统，伊斯兰党则于同年10月举行的大会上发生内部政变，原任主席阿斯里被推翻。安华在1982年加入巫统之后，极力推动伊斯兰“品牌”项目，例如伊斯兰大学、伊斯兰金融、伊斯兰银行系统等。安华的策略是欲在体制内（一）推动资本主义结构下容许的伊斯兰符号标签的宣扬；（二）在国阵多元族群政治框架下容许的空间突出伊斯兰“品牌”。
1982年，伊斯兰党政变后上台的其中一名副主席哈迪阿旺，则推动“纯净、真正的伊斯兰”，其中最为争议是后者在1981年所发表的“哈迪宣示”（AmanatHadi），指称不为真正伊斯兰斗阵的穆斯林（指巫统），也可被当作异教徒（kafir）处置。这样的论述，尤其在哈迪的家乡登嘉楼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很多伊斯兰党党员与他们的巫统党员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婚礼要祈祷两次，有者甚至连葬礼也要祈祷两次（一次由巫统的党员带领祈祷，另一次则由伊斯兰党的党员带领祈祷）。
1985年，吉打州发生了警察与持有武器的伊斯兰党党员的死亡冲突莫马里事件（Memali incident），算是这个时期伊斯兰党与巫统领导的国家机关的系列冲突中最为严重的一桩。1986年大选，伊斯兰党在154席次的国会选举中竞选90席，以为强烈的伊斯兰理念足以让该党单独执政，结果只赢得一个席位，党内激进派退潮，务实派抬头。
以1989年出任党主席的法兹诺为首的务实派，经历该党1986年大选惨败之后，在党内得到比较大的空间。1987年巫统党争后，他们主张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于1990年大选后重新在吉兰丹上台执政。
国际上，伊朗革命的泛伊斯兰崛起的感召没有维持多久，伊拉克和伊朗就开战，而且还打了8年。到了1990年代，多国的伊斯兰运动经历了民主的实验也经历了失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是个困顿的年代，也是个伊斯兰经验多元化的年代。
1989年“苏东波”（按：指苏联、东欧的改革波潮，撼动了各地的共产党政权）东欧共产世界结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家如亨廷顿等在寻找新的敌人，其著作《文明冲突论》成为显学，伊斯兰成为新的敌人。
2001年，奥萨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反映了伊斯兰困顿期的极端行为。另一个反面的趋势是，在印尼、土耳其等伊斯兰政党先后在民主化中尝到权力的滋味而走向中庸，以争取中间选民。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经过1980年代喧哗后，1990年吉兰丹胜选让伊党吸纳一些人才，为后来走向中间作准备。无论如何，伊斯兰党1990年的胜利，却为1995年表现欠佳埋下伏笔。1998年安华事件，让伊斯兰党大量吸纳新支持力量、党员和领袖，很多非宗教士的技术官僚领袖，在烈火莫熄的大潮中投身伊斯兰党，甚至成为全职政治工作者。2002年法兹诺辞世，哈迪阿旺接任主席后，摒弃了法兹诺的伊斯兰民主论述，重用哈伦丁在2003年11月推出激进的《伊斯兰国文件》，终于2004年大选以惨败收场。经过2004年大选挫败，哈迪相对放手让党内开明派推动政治议程，并于2008年在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和民主行动党的非正式合作下，取得空前成就。
后伊斯兰主义
国际上，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尤其在经历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后来的挫折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伊斯兰政党和运动并没有预计到起义的出现，只是后知后觉地回应。
在后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过程，伊斯兰政党算是是军队以外最有组织的单位，在埃及、突尼西亚等国的选举都有斩获。然而，过去数十年的外部打压导致内部政治人才的匮乏，掌握了执政权之后，面对军队势力的破坏和没有治理经济的能力，以及包容各种势力的政治能力的薄弱，埃及总统莫西执政一年就在政变中倒台。突尼西亚的伊斯兰政党算是最有准备也是民主精神最为全面的，从执政的前线退下来，让官僚政府掌政。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执政的鄂尔多安原是穆斯林民主派的表征，但却因执政太久而变成半吊子的“软独裁”政治领袖。
伊斯兰政治面对的挑战是，这缺乏细节的“Islam is the solution”口号，要如何面对实际的经济和治理问题？伊斯兰是万灵丹吗？还是走出表面的伊斯兰符号，在多元世界里发扬广义的伊斯兰宗旨（maqashid syariah）的政治空间。2008年至今的伊斯兰党，是1982年伊斯兰崛起世代与1998年开明／务实派世代之间冲突的产物，其实还有多一层的冲突：如何面对后伊斯兰主义下弘扬广义的伊斯兰宗旨。
就举伊斯兰刑事为例。我与研究伊斯兰的学生对话时，一定会被问及我对伊斯兰刑事法的看法。我回答说，推动伊斯兰金融是1982年世代巫统的伊斯兰重要“产品”之一。1980年代伊斯兰崛起世代，少人深入研究伊斯兰，大家满足于挂有伊斯兰“品牌”的“产品”，门槛很低。
2015年，全国研究伊斯兰的人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人，大家对伊斯兰的理解深刻了很多。伊斯兰金融和伊斯兰债券都挂有伊斯兰之名，本来应该是好的。只是，如果今天马来西亚政府发行伊斯兰债券（sukuk）来拯救1MDB，到底halal（符合教规）还是haram（违反教规）？通常一半以上的人答haram。同理，1980年代谈hudud，不必谈内容，也不容许反对。2015年，如果没有运用ijtihad（创新），偷42令吉现款的人要砍手，间接偷420亿令吉的可以逍遥法外，这样并不符合广义的伊斯兰正义观。
开明／务实派尝试在伊斯兰崛起的框架下，面向多元社会。1980年代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不太“伊斯兰化”的社会提倡任何挂著伊斯兰之名的生活方式（如妇女戴头巾）和政治、经济（伊斯兰金融）和法律（伊刑法）想法。1998年则尝试避开1982年世代的棱角。2015年伊斯兰政治面对大部分穆斯林都已经表面的“伊斯兰化”之后，如何超越符号的操作，实践广义的伊斯兰正义观，用以解决经济温饱的治理问题。
2015年分裂后，哈迪领导的伊斯兰党，剩下1982年伊斯兰崛起的论述。国民诚信党除了要完成开明／务实派的使命，还要完整和全面的提出后伊斯兰主义时期的maqashid syariah论述，才能面对当代的政治需要。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重组，伊斯兰政治的世代更迭与时代挑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