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在50年代建构了“差序格局”这概念来叙述个人人脉,如何像涟漪一般的由近至远的扩散开来。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是因此而形成的结合体，所谓的“位序格局”。在纵轴的位序，便是阶序。
研究印度社会阶级的法国人类学者杜蒙（L.Dumont），以拉丁文建构了Homo Hierarchicus这名词，那就是被框在“位序格局”里的人，简言之，阶序人，动物也。但重点是那框人的框框，以及他们拟跨越框框，或打破既定的格局的可能性。
谚语有曰：“物以类聚”，即所有具有同样意愿或倾向的生物，如说话投机气味相投的，会聚合在一起。他们皆是类聚人。话不投机的、班门弄斧的是局外人；局外人当然也有其千杯少的局。老外所说“羽翼相惜比翼相/齐飞”，也观察入微，洞察飞禽类聚之妙。除了落霞与孤鹜会齐飞外，也曾见过蝙蝠与乌鸦齐飞否？除了精神病患者外，鲜有人能离群索居。在各类修道院的，也只是把自己与世俗社会隔离，修道者也还是羽翼相惜的群体。《鲁宾逊漂流记》所描述的社会生活仅有两个人和一只狗，是一个乌托邦。
物之类聚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类比，不仅比横面的，更比纵向的。德国学者齐末儿（G.Simmel）以三个人作为群居的基数。无独有偶，孔老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仅两人在一起，公婆各有理,难分轩轾，更难说谁好为人师。
一个人懂事之后，大概都想别人对他另眼相看，他鹤立鸡群,他标新立异。但相看的另眼，也可以是狗眼，或白鸽眼。不论大小眼,都暗示个人在移转他在社会阶梯的位置，阶序也。
换位之后，他本人也因此在言谈上、穿著上、取名上会稍微显露出这种变动，好让别人接受他的新阶序，好让他启动再类聚的社会过程。
类聚可以自愿，但拟进入的位序格局并不都是开放的。在一极端的类聚格局是貌合神离式，如B.安德申的“意想社区”。另一极端是拟制亲属式，如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滴水不进也不漏。之间乃各类合法、非法的结社式，如臭味相投、狐群狗党、一丘之貉、朋比为奸等。
从戏看人生
若人生如戏，不妨从戏看人生。每台戏都有既定角色，皇帝、宰相、将军、知县、官吏等，不一而足。这些角色间的位序格局在戏前都已定调。哪谁在定调？是约定俗成、文化传统。
虽曰绝大多数的人的志向是高处望，但登高者必须能胜其寒。居高临下的贵族，会令你无地自容至不寒而栗的。杜蒙所研究的正是这么一个位序格局。
杜蒙在1950年代的研究可视为一个极端的案例，那就是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在他做田野的几个村落，仍盛行著这举世闻名的阶序格局。它的基本阶序是由上而下婆罗门、刹帝利、吠啥、首陀罗，甚至还有所谓的“贱民”。由下往上通婚是绝对禁止的，但反过来婆罗门级的男性却允许娶进四个来自不同阶序的女性。虽然现代政府明文规定的反歧视，这个在印度流行了四千年的种姓制度，已深植人心。
一般说来，南方的印度人有名无姓，子女冠父名。但北方的亚利安人种，奉信婆罗门教的，或其衍生出来的印度教，多采用世袭的姓氏制度。比较著名的贵族姓氏，在东南亚常出现的有Choudhury、Gupta、Raju等。名家喻户晓的人物Gandhi(甘地)，Nehru(尼赫鲁)，Tagore（泰戈尔）等。他们甚至也在海外创建宗亲会馆。
阶级虽森严，破局亦有其法。印度社会学家史尼纳瓦斯观察到，财富，权力，和潜心实践婆罗门教义的，可增强升格的机会。这一招名之为Sanskritisation。无可置疑的，这个人种姓氏揉合宗教的阶序格局，是极端封闭的。在另一端，拟把阶序格局，连人种和宗教完全粉碎的，是马克思及其信徒。他们企图把社会带回到部落时代，返朴归真，把社会关系，亲属关系，统称“同志”。
同志之下皆兄弟兮，六亲不认、官位仅一品；敬鬼神而远之兮，庙堂还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兮，愚公移山。本来同吃大锅饭，同穿无牌服，正是打破阶序格局的良招：它会使到流通货币有价无值，等同废纸。
只可惜，人性不在于饭锅有多大，而在于饭量有多大。中国在1955-1993年代的计划经济之下，政府采用“粮票”制度促使各同志家庭的饭量划一。不幸的是，最终，这个石破天惊的人类阶序性的再造也宣告失败。因为在粮票比钞票更有价值时，那就是粮票市场的滥觞。那个世界却大不同了，拥有更多粮票的岂不就是拥有更多役人的权力？
曾几何时，西潮东渐，回望神洲：同志图腾皆远航，阶序格局之冬眠已过，正班师回朝。说共产主义可建立一个无阶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因为它企图剔除掉造成阶序格局的两大因素，即今生的需求和来生的去向。实际上，大部分制度性宗教，对内本是个无阶序格局体制，伊斯兰教却是其一。
有一个半封闭的社会格局，它是个介乎于神圣与世俗的、但其矛盾性却不刺眼的制度。那就是东南亚马来世界的命名和封爵制度。作为一种一神教，伊斯兰有其封闭性：生必穆斯林，死也必穆斯林。既是一种宗教信仰，信而平等，有格局，无位序。但因大马本身也同时施行世俗的种族保护政策，故可视为双轨的位序格局。除了神职人员可有分工的职衔外，其余的可说皆兄弟也。令人讶异的是，教徒中的类比人还是若隐若现的。以各类头衔来表示世俗位序的，便是一例：如敦马哈迪(TunDrMahathirbinMohamad)。
研究姓名学的，都应听过一个有关韩国人姓名的故事。若你在首都首尔市中心往空中抛出一枚铜板，而掉下来时会打中一位姓“金”的人，机率是50%。同样的，在吉隆坡闹市抛的铜板，它掉下来会打到一位Mohamad的机率，会超过半数。若把同源的圣名如Mat、Mamat、Ahmad、Mahood也算进去，机律便更高。
采用阿拉名字
穆斯林一般上采用阿拉的99个亮丽的名字，然后在名前冠上“Abdul”（奴隶/忠仆）的皆是。马来穆斯林也有以非伊斯兰名字命名的，如以地名、日历周期等便是。这一百多个名字，是给几百万，甚至千万的马来族（涵盖印尼等地）使用的；偏向使用是很自然的。
有位荷兰的伊斯兰学者指出，马六甲皇朝的第一位苏丹，拜里米苏拉，本信奉婆罗门教/印度教。后改信伊斯兰教是因为当时的马来族受不了印度多神教所宣扬森严的阶级意识。
马来族因同名太多，不只嫡系旁系的，甚至几代系谱里采用同一个名字的也不少。因此，他们多冠以圣名，望族，以及世俗的头衔，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以名号显示阶序的来源有好几个：旧日各苏丹皇朝的望族、国家元首、各州苏丹、学术机构等。和皇室有血缘关连的皇亲国戚的身份，是世袭的。独立之父阿都拉曼的“东姑“(Tunku，Tengku)，安华夫人的冠号“旺”（Wan）和吉兰丹的前州务大臣的冠号“聂”（Nik）都是王族头衔。其他的还Ungku、Pehin等。与族群有关，而源自阿拉伯的，有男性的Syed（Said等），和女性的Sharifah等。其中有些已转变普通人名，已和望族无关。
其他世俗受封者应说是那些曾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如敦李孝式、敦陈修信的冠号。那官衔“敦”，是国家元首颁发的。其余的还有“丹斯里”、“拿督斯里”、“拿督”等。授勋“斯里”以上的，皆是官拜内阁部长职位的。其中，由州属苏丹颁发的“拿督”，其原文是Dato’；联邦元首所赐封的则是Datuk。严格严格说来，这些冠号不具有类比的意义。前首相马哈迪及皇室发言人甚至说物以稀为贵，而拿督已泛滥。
神职人员，包括包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冠号，都冠以专业专称或泛称，如Mufti、Kathi、Ustaz、Ulama等。曾往麦加作过正统朝圣的穆斯林所冠的头衔“哈芝”（女则哈渣），自成一格。不过，那也仅是个人信仰智慧的提升，谈不上位序。比较接近类比的，是朝圣者享有他们的“新年”（即哈芝节）。
环顾人世间的阶序格局，顾局的阶序人会千方百计的使到局外人感到高处不胜寒，望穿秋水，望而却步。那就是印度/婆罗门教的情况。同志的格局在乎于称谓一致，不设阶序；但在其位序的会因此望文生义，而觉得望无止境。这近乎二人行的格局，违反了三人行的基本社会结构原理：人类是阶序动物。
在种族格局下，局内人册封局外人可算是一种望梅止渴的策略，因为好几扇龙门尚欲敞未能，常使局外人望门兴叹。这总结了局外阶序人的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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