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关系有拟制的，即非血缘的，如金兰姐妹。帮会也可拟制的，即仿版营造的结社。
它可以是个仅拥有子虚会员的影子帮会，目的在蒙骗敌人、执法人员和社会视听。它也可以是个蓄意缔造出来以假乱真的帮会，主旨在控制会员的行动。这些仿造源自中国天地会的结社，都曾在早期的殖民地活跃过。它们与会馆、庙宇、武馆、公司的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至今仍混淆不清。其关键在于南洋雾浓，把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影子与冒牌帮会
制造影子帮会，得由公司拟定一份假名册。可以只凭想像，也可到坟场抄回来，好使警察捉人时无人可捉。在1880年，吉隆坡警察总监便曾搜得那么一份含有好多假名的会社名册。那会社名为和平（译自HohBeng）。谁会相信那是唯一的一份会员名册？虽没听说过官方曾搜获有其他的名册，但却有好些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的宝号，如和平。它们可能是徒有虚名，籍以障眼的空壳帮会，哪来的名册？
拟制另一类帮会的方法是，先由招募公司制定一份真有其人的劳工名单。接下来是通知他们已给予天地会的身份，情同手足，身份要保密。劳工签署之，然后公司秘藏之。在公司方面，必要时可给清政府、殖民地政府通风，让它们好办事。
与此同时，拟制者或亦可透过加盖方式来变造文件，如把原版铅印的洪门腰凭和收据，加盖自刻的印章。在南洋，在许多附印有天地会术语的收据上，便加盖了“义兴公司”或类似的印章。或亦有落难义士携带南来其在原乡使用过的印章，用之加盖在本地仿造的腰凭和收据上。印章来源不拘，效果相近才重要。
可惜的是，这许多旁证，也是后朝接收前朝搜索到的累积文件，记载有公司签发日期的属极少数。因缺乏年代记载，就难以获知会社本质的演变过程，也难将之和平山周与大英博物馆所藏、萧一山抄带出来的真本，作一对照。
设若一个会社没有固定会员的来源，再多的仪式、腰凭和收据等的复制品，也只不过在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这个来源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拟制的。谁能证明正版天地会在其本土，曾一次就招募到好几百名自愿会员的？吉隆坡叶亚来的一句话，颠覆了百多年来的文献里所载的自愿一说。
首先，吉隆坡警察总监于1884年的工作报告阐明，指叶亚来是海山党员或首领，是毫无根据的；他是华人甲必丹。
继Middlebrook的叶亚来传记后，在1955年撰写《吉隆坡1880-1895》的卡笠（Gullick，页12，86）亦说,他从叶亚来等大人物被警官盘问时的口录资料得知，到三州府的契约劳工一上岸（雪兰莪不是口岸）被送到苦力间后，便得先签字加入一会社（society）。但叶氏等头头否认那会社是秘密的（意即“正版”洪门才是秘密的）。
叶亚来的证言
在雪兰莪亦有类似的会社，但却不是三州府帮会（也不是“正版”洪门）的堂口。
其原文是“they denied that there was any secret society organisation（in the form of local‘lodges’）… ”易言之，我们吉隆坡的劳工多来自三州府，尤其是新加坡和邻近的马六甲，那里的会社既不是正版的天地会，我们又哪来的天地会堂口？
可能因为这一段话，引发了一轮官府间的争辩：到底吉隆坡有没有帮会、天地会？当时的新加坡殖民地总督认定在雪兰莪、芙蓉等地，华人会党充斥。但吉隆坡总监和警察首长则不以为然，坚持说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卡笠亦就该争论置评过（见卡笠文后的附录A）。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学问题，雪州所用的是所谓的运作性定义：说没有会党，是因为从没在被逮扑的人身上搜索到任何的天地会腰凭。反驳一方则说，那是因为那些“会员”的腰凭是三州府发出的，会员移到雪州时不会、也不须携带。但那不能证明雪州没有帮会。
无独有偶。新加坡殖民政府亦曾在1840年代，督促柔佛苏丹王国查禁境内的华人帮会。但当时的苏丹背道而驰，反而授予义兴公司特许开发权，成立港主制度，且发行铸上“义兴公司”铭号的类清代铜板。更令人费解的是，苏丹还颁令要那些欲在境内工作的华人，必须先加入义兴。
王室怎会那么糊涂到引狼入室，把华人的帮会引进国土？难道苏丹深悉义兴公司连山寨版的天地会都不是？不过，他应知道公司内深藏武林高手。至少，武馆子弟也吃过两晚夜粥，还会挥舞红缨枪。华人公司又不是军火商，为什么在马来王室内战时多会拉拢他们参与？海山公司和义兴公司是帮会？是天地会？都不是？
这1880年的口供与官府间的争论，是一则非常重要的文件：它把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和本地的拟制天地会截然分割开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所说并不涵盖更早的落难义士借壳那个时代。
如叶亚来所说，劳工是被逼入“会”的。所谓的“会”乃指那似是而非、或拟制的天地会堂口。卡笠认为此举是方便招募公司监控那些劳工。窃以为那仅是义涵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契约劳工其实是举债、卖身到南洋来谋生的。
据颜清湟的劳工研究，以及上述叶亚来的口供，很多劳工要工作好多年才能赎身。换言之，不能赎身之前，他们就还是会（华人会党）员。就是被这大雾蒙蔽之下，殖民政府担忧华人移民企图在英国属土上建立“国中之国”，因为他们常感到华人会党党员比起华人人口还要多。
试想，要入籍会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吗？在1950-60年代的怡保和吉隆坡，要加入帮会还是要推荐人的；它们不想招进窝里反的家伙。若劳工一上口岸就大批入会，那应是大有文章的；除非你相信他们要到南洋来，是志在反清而不是打工。
脱籍从良的生涯
也许警官没听懂客家话。叶亚来其实也在暗示说，那会社咋看很像天地会，只因为它们都使用天地会仪式；但实质上并不是。招募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要劳工“新客”们知道，他们已是天地会的一分子，休想开溜回原乡。清廷自1661年便因反清的天地会主脑郑成功移阵台湾，对南洋的海禁自1717年以来，时紧时弛以至开禁，但缉拿党员归案却从未怠惰过。这个拟制天地会的策略使到契约劳工无路可逃：开溜回国就等同自杀。
天地会的故事流行于原乡民间，堪称家喻户晓。叶亚来当然是知道，真正洪门的誓言是：生为洪门人，死为洪门魂。所以他当时也暗示说，劳工的会党身份不是终生的。签署入会既是因雇佣的需求，而不是意识型态表述，那通常会随个人权势提升而改变。
这个更换跑道的过程，多少可以从郑景贵和叶亚来的经历窥见一斑。碑文中常见到不同的纪年方式，有采用天运、干支、皇清、清无主的；那动作除了显示个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外，也披露出认同可因时势而改变。若有人正反两者皆采用，用在不同时段，便反映出保皇和反清心态的替换。说郑氏终生是“客家海山天地会的头头”，仅是一般及片面的见解。假反清是招募公司加诸于他的，出道后要保皇是自愿的。
又如叶亚来，开始打工时很可能是拟制帮会的社员，也按月缴交保护费（应是契约贷款）。他后来发迹成为资本家，甲必丹叶已从良了。殖民官员曾说华人帮会覆盖著吉隆坡或三州府，无孔不入，且无华人不是会员，也专门向资本家勒索。卡笠不附和。他反问说甲必丹叶是在勒索其他的资本家，或他被勒索？
总其成，本地的招募公司是不是中国天地会的海外山堂，目前尚没令人信服的说法。假如是，又在哪个时段？
原版的天地会可能在殖民地寄寓过，却并不是当地会党史重要的一环。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实体的，是虚拟原版天地会的帮会。而这些虚拟的帮会，虽由华人的招募公司拟制出来，真正的控制者却是公司所雇佣的武术馆。这些活跃于庙宇和会馆场地内的武馆，既借体育社之名，也借用天地会仪式。
浮现在这错综复杂的关联，便是会馆、庙宇、和社区的董事、理事、甲必丹等都被视为会党份子。而且是终生的。郑景贵、叶亚来、陈开顺、张族昌等都曾被罩在那南洋浓雾里。他们一上岸就是拟制会党份子，一直到赎身为止。洪门没有赎身的规矩。
我们的发现，不是什么石破天惊，亦不是不著边际的野性诉求。那仅是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同道们仍须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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