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油价已大跌至一桶29美元，国油也预测这个价格可能维系2-3年，投资银行高盛甚至预测可能跌至20美元！这样的低价，已低于许多国家的生产成本，除中东国家外，多数国家的生产成本均超过20美元一桶。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马可能得重修其2016年财政预算案。要重修财案大概有几个方向，开源，如增税；节流，如再减补贴；或是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这3个方案均有其利弊。
以大马一贯的做法多是削减发展开支，及出台追加预算，如近年来的趋势便是，发展开支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便一直缩小至占约20%，而追加预算更是家常便饭。
就2016年财案而言，预算总支出为2652亿令吉；其中，薪酬占26.6%；退休金与慰劳金占7.4%；还债占10%；这3大部份基本上是固定支出，难以变动。故较有可能被减的项目应是补贴（占9.8%）；供应与服务（占13.7%）其发展开支等。
就现阶段的大马言，由于马币贬值，进口型通膨严重，若进一步削减补贴，难免会进一步使民怨沸腾，而且还涉及了会否钝化增长的后果。若进一步削减发展开支，应是较无痛苦之举。当然，发展项目减少，难免会断了某些朋党的财路，进而加剧政争。这里，还涉及了增长对节约的论战。
自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较后的欧债危机以来，政治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经济政策应侧重增长，还是削减债务的论战。
把责任推卸给后代
就一般常识言，在债务高居不下的国家，应加强财政纪律，减少债务；只是，在减债，也就是减少公共支出的过程中，会出现一段痛苦的时段，而且支出减少，也会致成失业上升，民间消费递减，进而钝化增长，放大债务对GDP的占比。
也因此，有论者（多为左派人士）主张在危机或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更应进一步扩大财赤，以便创造就业；因为，就业为民生之本。人民有了就业，才有收入与支出，进而刺激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问题是，一个国家会发生危机，主因便在于长年收不抵支。政府进一步扩大财赤，只是以毒攻毒，把责任推给后代，这就损及代际公正，后代将会责备上一代为何如此自私自利，把问题留给他们。在高龄少子化社会，这问题更会形成“代际战争”！
据此而论，修正财案涉及了短期应急对长期治本的选择。从根源上看，大马的财政困境在于一般工作人口收入太低，达不到课税水平。如在约1400万的工作人口中，只有约180万人收入达到课税水平。
具体而言，在2014年，在2250亿的联邦政府总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267亿令吉，占比偏低。公司税反而占676亿令吉，占比次高。最高为国油的贡献占753亿（其中包括股税、石油公司税、开采税与出口税4部份）。也因为这个税收结构，政府才出消费税政策，以求扩大与多元化税收基础。
问题是，大马人收入低是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它涉及了工作人口的技能，生产力及经济活动层次高低的难题，若不能逐步解决，低收入的难题自也解决不了。其结果，政府的税基便无法有效扩大。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只要不解决这问题，那些开源节流或扩大财赤的选择，均是短期的技术性问题。
低技能、低生产力、低增值经济活动所致成的低收入问题，也导致了国内缺乏足够的体面就业机会，逼得政府不得不扩大招收公务员，以缓和高教生失业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可能危及政权的。
也因此，公务员队伍扩大到占1400万工作人口的160万，也是薪酬占比偏高的来源，可要削减公务员又是“政治不正确”的做法。
据此而论，长期而言，大马的财赤问题不易解决，这将是个混著过的问题。
国际评估降为稳定
就短期而言，开源增收税收的政策中，消费税是把两面刃，一方面短期内或可增收，可由于内外环境不佳，难免会钝化增长，进一步加剧体面就业机会的减少（除了增加追税人员及增加企业成本的作业人员外）。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8年以来，大马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需，内需钝化也等于增长钝化，同样也等于公债、企债、家债在GDP占比的放大；这会冲击到信评等级与举债成本，如最近国际评估机构穆迪便把大马从正面降为稳定，而伊斯兰债券的收益率也在上升5%，也就是举债成本在上升。
这就为增长对节约的两难选择增加了困难。若要为增长扩大赤字，如把年度赤字在GDP的占比从3.1%增至3.5%，或是把总债务上限55%上调，均会进一步影响到信评与市场信心；可若进一步削减补贴，民怨更会火上加油，也同时会进一步钝化增长。若要增加公司税，目前全球趋势是减公司税，以便留住与吸引企业。或许，向高收入群体加税是个方法，唯增幅也有限。
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是大力反腐倡廉，不仅要削掉非生产性的项目，即便是生产性项目，也应公开招标与贯彻公平竞争，以求物质其值，而非为朋党开财路。
其他诸如汽车进口准证，也早就应取消。这里，也涉及了如何增加国内有效竞争以便提升效率的事宜。
政府的角色，应从政治性恩主改为促进者。至于竞争，重点是促进竞争而非保护无效率企业。其实，开放竞争还可降低经商与生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