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危机当前，纳吉和巫统看来难逃失去政权的厄运。不过，巫统政客也许每隔一个星期制造一轮“刘蝶广场事件”，企图透过挑动某一族群的中下层青少年跟另一族群冲突，以此来延续其政治生命；而这些“冲突”的对象，同样是赚取微薄收入，在手机店打工的华裔青年。
民主行动党人能否认识到这60%中下层的马来和华裔青少年，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清楚了解他们的心声并为他们请命？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
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否真了解他们？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谁是马来人？马来人在哪里？
令人遗憾的是，每当提到马来人，很多人脑海浮现的尽是被歪曲的单一集体。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把警察、执法官员、飙车党等同于马来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种族主义在作祟；同时，把华裔当作总爱欺骗马来人的有钱人或奸商，也是同出一辙的论述。民主行动党建党半个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这样的论述中轮回，无疑是一种悲哀。
谈到种族问题，我在以下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身份是易变而非永恒的认同。
在二战结束前，大多数马来人并不以“马来人”自居。他们首先以来自半岛各州属或印尼的地区自称，正如华裔习惯自我介绍为福建人、客家人或广东人等。
民主行动党自创党以来，就立志创造一个以马来西亚人优先的国家，我们称之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前首相马哈迪医生治国10年后提出了“马来西亚国族”（BangsaMalaysia）的概念，两种想法不期而遇。1991年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直到2005年7月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上挥动其马来短剑，此间14年，马哈迪在国际上树敌颇多，包括美国人、犹太人、英国人、澳洲人和新加坡人，而直接攻击国内族群的种族主义论述则鲜有所闻。
我一直认为，2005年希山慕丁挥动马来短剑和巫统政治右转，堪称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愚蠢的政治举动。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华、国大党和民政党在马来西亚政治已经寿终正寝。
第二，身份政治犹如防御机制。
我的世代，从小就以为舞狮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我发现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都未曾对舞狮给予如此重要地位。那为何舞狮会在在马来西亚华裔社会发展出如此超然地位？因为丹斯里嘉沙里沙菲益在1980年代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告诉华人：“老虎才是国家象征，因此最好把舞狮改为舞老虎。”
我无意把宗教和教育系统相提并论。然而在身份政治方面，513事件后，伊斯兰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积极倡导，因为穆斯林和马来人认为要有明确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样，华人则把孩子送往华文学校，因为他们感到身份认同受到威胁。
时至今日，大多数穆斯林都以各种形式践行其信仰，甚至深耕伊斯兰研究多年。同样的，90%的华人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都接受过几年的华文教育。人们是否还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
就此，我的回答为“是”亦“不是”。如果我们要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划清界限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严阵以待。因此，当巫统挥动马来短剑或土权会作出愚昧举措，每一名非马来人都感觉受到冒犯，而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避免一受挑衅就进入“怒不可遏予以反击”的状态。由此，民主行动党人必须保持理智清醒，不应该投身他们的游戏而被牵著鼻子走。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支持者摆脱种族偏见，避免跌入他人所设下的陷阱。
第三，马来人不在乡下在哪里？
我甚至发觉，就连在野党的马来政治领袖，都经常有意无意地把马来人跟“落伍”、“乡下人”和“情绪化”等负面印象挂钩，有者甚至毫不掩饰把该族群形容为“乡下人”。对于这种心态，我认为他只适合活在自己的世界。
事实上，大多数马来人都居住在城市和半城镇地区。大多数马来人都使用手机和互联网。大多数马来人都使用WhatsApp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因此所谓的“乡下马来人”，实际上只占人口很低的百分比。
只要留意位于首都吉隆坡的民主行动党总部附近的旧式露天菜市场，我们将不难发现，在该地工作的几乎是外劳，而光顾的至少一半以上是马来人。
马来人就像其族群或种族一样，享有选择合理政治的权利。他们跟其他人一样，都希望活得有尊严。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名马来西亚人视作成熟的公民。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每一名马来西亚人作为人的需求，包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体面的工作、宜居的住房、健康的体魄、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教育、受到尊重以及活得有尊严。因此，我们必须按“马来西亚人的需求”来设定我们的议程，不必他人来教路，不管是巫统还是伊斯兰党。
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种族和宗教隔离为常态。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对方，而我们的所谓相互理解，多半是建立在巫统政权所鼓动和助长的偏见和负面刻板印象。
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之下，我们被蒙蔽而无法看清事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课题，包括共同的经济问题、高生活成本、就业与商业机会、教育以及其他相关课题。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跌至每桶15美元或马币汇率跌至1美元兑5令吉。
我预测，2016年最重要的话题不是种族而是饭碗，我们所迎接的，可能是一个比1997年金融危机更要雪上加霜的经济危机。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来，马来西亚经济一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大宗商品、建筑和房地产，而我们在工资、生产力和技能方面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大部分人都举债度日，每个人都背负著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升学贷款、信用卡债务、分期付款消费、甚至结婚贷款，一些人甚至在离婚之后还得继续还债。
倘若短期内发生大幅度裁员，各领域都将陷入困境：就业危机、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化、福利危机以及犯罪率上升接踵而至，势必引起更多社会问题。
眼下，我认为关键在于“民主行动党是否能扮演历史性角色，带领国家摆脱即将发生的危机，以制定一项新政，并创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例如，普腾汽车（Proton）如何应对即将发生的危机？最简单的反应不外乎让它关门大吉。至于如何安置工人，我们的答案可能是“交给政府处理”。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得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因此，我们可否考虑让普腾生产巴士而非私家车，并让它成为东南亚巴士生产中心？毕竟我们的马路塞满汽车。据统计，我国有2,500万台交通工具，其中一半是电单车，而另一半则为私家车。
一旦危机发生，人们将没钱偿还汽车和电单车贷款。这个时候，另一项选择是巴士。这时市场游资枯竭，政府则无须为建设公路伤脑筋，而且此刻即便要建设公路，出资将是极大挑战。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惯称的臃肿公务员系统。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缩减公务员规模，然而却没有考虑普通公务员的生活。
究竟是谁在浪费更多资源？试想像一名中级女公务员，她可能要支持一个非高收入丈夫和4名孩子的家庭。因此在危机期间把她给裁了，意味著导致6个人同时挨饿。更重要的是，此举将搞垮国内消费。如果这个家庭和其他许多家庭不再消费的话，势必导致滞销，加剧经济崩溃。
我们应该缩减挥霍成性的内阁部长官职、外国工人的外包合同以及浪费钱的高昂采购。
最近有报道指大学生挨饿度日，引起社会哗然。许多意见领袖责怪大学生与其抱怨不如不去找一份兼职，这种言论听起来犹如不知民间疾苦。
只要环顾四周，我们都不难发现，便利店、快餐连锁店和餐馆工作，几乎都被外劳占据。我不反对任何人找工作，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剥削人的低工资劳动。而且，我们都知道政府从未认真对待最低工资政策。
我想说的是，即便大学生能找到上述工作，所获的薪资仍然无法满足其半工读生活。一名来自小城镇家庭的年轻人，若其父母是退休人士或被裁退的公务员的话，他或她的求学生涯就只能靠自己了。
自1989年起，我的母亲就在距离今天会场不远的地方兜售彩票。我的父亲则开过巴士和德士。我相信今天在座诸位，很多都出身寒微，父母长辈也可能是小贩、小商和工人阶层。
我们需要一项新政，而这项新政必须是一个建立在团结全体国人的基础上。尤其国难当前，我们应该凝聚力量而不是加剧分裂。
民主行动党曾经是这些中下社群的属意政党。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值得每一名民主行动党人感到自豪，我们也认识到在马来人、印度人、伊班人及卡达山人当中，很多都是小贩、小商和工人阶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同理心和团结互助的核心价值，以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联盟。民主行动党应该代表所有的马来西亚人，超越旧社会的藩篱，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提供新的希望。
（本文为2016年1月16日民主行动党全国领袖研讨会演词的中文译本，讲稿原文由旺哈米迪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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