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马华社都不太有档案观念，鲜少有人会在这方面花心力。虽然近年随著史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增加而有稍稍改观，总的来说，该做而还没做的事还很多。在文学领域，基础史料的重建也一直还没开始。
譬如最近我们为了编书，查询某些早期马华文学作家的基本资料时，就很感慨，有的名字连它是笔名还是原名都搞不清楚、作者的生卒年、经历、著作等，都难以查明。既有的工具书往往难以满足需求，错讹疏漏之处不少，但马崙已是难得的有心人。这类工作很难靠单打独斗，本来就应该是集体的工作。马华文学馆虽成立已多年，但似乎也没有计划把它逐一补起来。
偶尔在报纸副刊上看到某些作者撰文回忆同代人，或相关文学活动，似乎也没有人有计画的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书，作为文学档案保存下来。常常是这样的，某个作家甫过世，副刊趁热做了几个礼拜的纪念专辑﹝如最近的白垚﹞。之后，那人就消隐为历史里的一个名字。十年、二十年后，继起的世代就很少人会知道。因为马华文学的选集和评论都没做好，文学的记忆更难以传承，几乎只有同代人知道哪些重要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饶楚瑜，方天，梁园，鲁莽，沙燕是其中几个被遗忘的名字。
保存文学记忆
杜忠全也算是有心人，作家访谈的出版也是保存文学记忆的一种方式。这部篇幅不大的访谈录，著墨最深的还是槟城大山脚的文学活动，尤其是那几个马华文学史上重要的作者，菊凡，温祥英，宋子衡，冰谷。一小群对文学有真爱的年轻人创立了棕榈出版社，以互助会形式出版棕榈丛书。又如身为中学老师的菊凡之耗费多年心力孵育文风社，可说是个文坛佳话了，虽也许并没取得特别值得一谈的成果，但那样的活动对中学生是很好的启蒙，而今已是马华诗坛重镇的方路和依然潜隐的吴龙川必然曾经深深受惠。
从这些访谈中，也可看到若干老问题重复被提及：青年作者的写作难以延续。为了工作和家庭生活，有的名字后来就消失了。运气好的话退休后会再出现，但是否能如年轻时那般敏锐就很难说了。或年轻时曾写出好作品却遇不到知音，就渐渐失去了自信，而改弦更张，不敢再大胆尝试﹝如菊凡﹞。或碰到瓶颈时无人可谈，得靠自己慢慢摸索著渡过。倘若不幸渡不过，就算继续写，作品其实也就卡在那墙边了﹝如宋子衡，他还长期被文坛误认为是个现代主义者﹞。或发现自己被隔离于生活世界之外，与华文搏斗，写作时举步维艰，在自己也不知情下，成为道地的现代主义者﹝如温祥英﹞。
相当程度上，是另一个老问题造成的结果——文学评论的长期贫弱，因而无法和写作的人及时对话，给予鼓励、认可，或拈出盲点，提示商榷，避免走冤枉路。少了这层来自文学系统的支援，写作的人只能孤独的探索，像个盲人独自在漫长的夜里伸长了手彳亍摸索。那必然会徒劳的消耗掉许多时光，而每个人可用的写作时间其实是有限的。以致认真把写作当一回事的，几乎都寡产；写作的困难仿佛就直接内化为作品的存在样态。有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成为现代主义者。
访谈里的洪泉也是个不知情的现代主义者，自发的探索著，自然而然的就变成那样了。但他的实验性写作好多都还没有整理出版，有的现代主义者不在乎发表，也不在乎出版，当然更不会在乎读者。那也不是好事，毕竟有心于写作上探索的马华作家并不多。他对鲁迅的直观判断是对的，鲁迅在文学上当然是个现代主义者，只是大马那样的环境，能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尤其深受左翼教条洗礼的一代人。
从诗人变成美食作家的林金城对何以不再写诗的讲法也很有意思﹝一个很“巴托比”的回答1﹞，当年希冀藉诗以改变现实，但诗发表后，现实糟糕如昔，以致让他丧失写诗的理由。坦白说，这是对文学﹝西方惯以诗为“文学”之总称﹞非常离谱的期待﹝在大马却可能是常态﹞，不只要“反映现实”，还想改变它。这根本弄错了诗的属性，结果却造成了诗的自毁。文学应该要比现实走得更远才对。诗有它更为超然的使命，它和现实不宜过于贴近。
诗创生文学史
作为诗创生的文学史神话之一，曹植“七步成诗”出于不得已，如不及时成诗，则将危及生命。因此那被迫速成的诗还得有解围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必得直白而微妙的指涉当下情境，以情以理触动把诗人逼进此危机情境的权力者，而不是激怒他。要达到这功能，即便文字直白，它也必须借由艺术自身的方量﹝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首先是声音：读者仿佛可以听见豆的枝叶燃烧时细细的必必拔拔声响，豆子在锅里沸腾时咕噜咕噜的响声，甚至可以感受那火和蒸气的热度，那气味，那急迫和悲伤。那隐喻直指情境的危急﹝被煮著﹞，但诗自身是巧妙的﹝声，义﹞，这体现出曹植的捷才﹝文学史也一向如此说﹞。而在马华，竟有人大胆或无知的把它缩减为六步甚至三步，既夸大了现实的急迫﹝当真危及生存时诗也解救不了你﹞，也看扁了诗﹝急迫杀死了诗，牺牲掉诗意﹞，更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三步诗”的想法多少反映了在马华，某些类型2的诗是怎样被逼进穷境的，那其实一点都不“纯粹”。“煮豆燃豆萁”其实可移做马华现实主义处境的隐喻。在这里，那样的文学是釜中热水里浮沈的豆，被现实﹝或贫乏的经验与想像﹞之火煮得滋滋作响，还常被煮过头以致烂熟，化为豆糜。有时候，停笔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文学的商品世界里，有不少人不得不靠专栏谋维生，但专栏对文学的妨害，也是众所周知的事。除非写作者有充份的自觉，且能自律。《文字新语》中有的名字我完全不熟悉，就不多言了。
这本小书大部分访谈都完成于2006年，将近十年，好些资料都该做一番更新。譬如宋子衡和何乃健都过世了，温祥英则写出代表作，陈志鸿也有新作问世，潘碧华也为作协做了好些事。另外，如果著眼于文学档案，我会希望看到更多细致的采访。
其实我也不知道杜忠全为什么要找我写序，访谈录其实没甚么好谈的。略作赘言如上。
1见西班牙作家安立奎．维拉马塔斯﹝EnriqueVila-Matas﹞的《巴托比症候群》﹝上海人民，2015﹞
2最迫切想要“反映现实”、对现实发挥作用者。
.jpeg/9fb7f9537aac4040a455e157db321c2f.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