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四、五日返马参加研讨会之便，七月九日，顺道南下，到已昇格为大学的南方学院走一趟，想去马华文学馆翻翻马华文学资料。为方便住宿，安排了场演讲，题为〈火，与危险事物－－我的马华文学〉。和许通元联系时，他建议我谈自己的写作而不是特定的专题。我会想过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一月初，素无往来的许通元突然用脸书联系说打算做一个“黄锦树与马共书写”的专辑，也算是回应他的善意。当然，严格说来，我的文章在台港也不愁没地方刊，南院接手后的《蕉风》，倒是似乎地方化了，锦忠和我对它有诸多不满意。但我们对《蕉风》本身也还是有点感情的，它有点像是后来因故不太往来的老朋友。
行程排定前，锦忠有提醒我，那里是我和林君翻脸的现场。我当然记得，而2007年《蕉风》四九七期刊出的那篇林建国荒腔走板的访谈，很难说没有南院那些好事者的推波助澜(包括那位对我有莫名敌意的许某，也许我写〈注释〈注释的南方〉〉调侃他，让他耿耿于怀?)原本长期在那里管事的祝家华，还是我和林某多年的共同朋友。当年南院的安导师也是谩骂我最不馀遗力的马华本土派，我最近才决定将1998年我那两篇字里行间火气蒸腾的回应文字收入下一本马华文学随笔集。上回访南院是2005年七月初，在那里做了场简单的演讲，与安焕然见了面，劳他开车接送，也是嘻嘻哈哈就像一般故人，无一语涉及昔年文字上对我的猛烈攻讦，也许因为我带著妻子儿女。
攻讦文化的新型态
很多大马同乡的城府都很深，多年来颇有深刻的体会，有时也会看到借刀杀人的蛛丝马迹(讨厌我而不敢亲自开骂就找“陆客代工”，那位出言不嫌鄙陋的某君，之所以能以打手的形象经常出现在马华文坛，且以本土论者的口吻发言，是个颇值得注意的症状－－马华攻讦文化的新型态，老一辈的作法是用各式各样的笔名)，或访谈时刻意引诱对某些特敏感的人、事提出批评－－我会闻到老鼠夹的陷阱气味。但只要不是很清楚表现出来，我就仍当他们是朋友－－最近一位颇有切肤之痛的大马朋友提醒我“要小心，很多表面上是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时，我是这么回答他的。一切从严，就真的没有朋友了。
关键问题在于，讲题为甚么是“我的马华文学”而不是“我与马华文学”呢？
“火，与危险事物”是我在有人出版的小说选的标题，很恰如其份的隐喻我自身在这二十年来的马华文学里的位置。去年七月为推介新书在吉隆坡做了〈火笑了〉的简短演讲(事后把讲辞发表了)，今年五月应高嘉谦之邀，到他在台大的马华文学课上去讲了一次，因不太有兴趣细谈自己的小说，不到一小时就草草结束了。南院这回吸取教训，把去年七月在中华大会堂做的我自身的马华文学研究的回顾〈在民国-台湾制作马华文学〉整合进来，把研究上的探索和小说写作放在一块思考，这是之前关于我的研究论文未曾做过的(另一个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我对台湾文学，甚至中文文学本身的思考)。
前一年(2013)九月应淡江大学之邀时，首次动念整理一下我自己自1989年以年思考马华文学问题的整个路径，那时是题做〈“马华文学：一个研究对象的重新建构与开展”〉，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标题很清楚的道出我在说甚么－－我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问题化了马华文学。从马华文学的困境出发，途经中国性问题，经典缺席问题，文学性问题，文化表演，重写马华文学史、非民族国家文学、马华文学的国籍问题、旅台与马共……和我的小说一样，都属于“我的马华文学”。多年来，刚开始是因离境(留台)而受批评(“离开历史现场”)，接著是因为没回去而被批评（注1)；再接著因落籍为新移民而受批评(没有看到直接的论述，常听到转述)……从这些批评里看到某种本质主义的资格论－－保有大马国籍，回到马来西亚，你才有资格代表马华文学。
马华文学的国籍
最近偶然翻到1996年新的马华文学新文学大系编纂前，大马报章上关于《大系》的讨论文章，温任平和陈政欣都认真的在谈马华文学的国籍问题(我把它作为一个脚注补进我的〈别一个盗火者〉)－－一种主流意见是，没大马国籍者《大系》是不该收的，这表面上是个技术问题，但实质上是民国国家文学的意识型态投射－－马华文学其实自我想像为国家文学。《蕉风》上70年代梁园、叶啸等就认真的以国家主义立场谈过这问题了，2000年后，“马华文学的良心”陈雪风也曾撰文公然呼吁把我们这些已然移民他乡的逐出马华文学(讨论见魏月萍，〈公共性追寻：马华文学公民（性）的实践〉)。
在这样的意识型态阴影里，与其谈“我与”马华文学，不如谈“我的”马华文学－－不过是一家之言，如果有人比较喜欢方修版、陈雪风版、温任平版的马华文学，我都没意见。
有一件小事颇值得深思，去年五月在台湾和黎紫书对谈，她显然觉得“马华文学”这标签在她离马，行走文学江湖时是个负面的标签。而那些本质主义的资格论，在那里以国籍树立量尺时，好像“马华文学”这牌子是多了不起的荣誉，可笑复可悲。
十年前的2005年七月，在南方学院，我的讲题就是“告别马华文学”。关于马华文学，那么小那么贫弱的文学传统，哪来这许多封土分疆的愚蠢想法？
2015/7/1初稿(写于行前)
（注1)最初最猛烈的批评来自同为留台人的安焕然，因留学台湾南部而理所当然的变成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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