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领过国民政府的“华侨证”，英国的“护照”，马来联邦的“登记”。有些后来也领了其他外国的工作准证、移民证或身份证。这些，都只是方便就业、出国的证件，尚谈不上“国家认同”。……。具有这种混杂的工作和生活背景，国家认同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了。我已多次转换国家认同，多到我全部都放弃掉。为国争光的人很多，不差我一个。
我也常问，一个科学、文学、或音乐的人才，他们的原籍有意义吗？也像泱泱大国，我们是否也来给马华文学一个血缘，一个国籍？……作家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个框框把它框著呢？他们只有一个认同，那就是他们的行业。”－－麦留芳，〈独醒的况味〉
我记得我最早见到麦留芳教授（我们私底下昵称他老麦，后文亦省却尊称）似乎是在2002年间，那时我住暨大宿舍，他到暨大东南亚所客座，向我借脚踏车代步。麦师母和我说，他读我的小说笑到从床上滚下来。那本小说，《刻背》，出版于2001，我应该没送他（在那本书，我还借他的姓来开个小玩笑，〈刻背〉里有个东南亚专家姓鬻。鬻，卖也。）可能是东南亚所的朋友借给他打发无聊时光的。那时六高还未开通，从台北南下埔里，坐一趟台汽客运，单程就要四个小时左右，相当考验屁股和耐性的。
让他笑到滚下床的，应该是那篇同时拿马共三面谍总书记莱特、和小巨人李光耀来开玩笑的〈猴屁股，火与危险事物〉吧。此后多年，大概都有给他寄自己的小说集散文集，做解颐之用，虽然那些文章不见得都好笑。
最近一位马华文坛老前辈给我覆函时顺道提及，要我别再给他寄书了，因为他都会买，有时买了又收到赠书，就有两本了。我回函时说明，这些年来我寄书的同乡前辈只有两位，另一位是麦留芳教授。为省邮资而一向寄水陆，有时书抵达还晚于书肆。自我检讨：其实该寄空邮的。但我也知道，我心里其实预设了，这些受赠人不会买我的书，我自己也不介意。
有一回当面送他书，我在书扉页上题“麦留芳老前辈”，他看了笑纹满面漾开，对“老前辈”三个字似乎有点恐惧－－在马华文坛，我的名字大概早被等同于“杀老”吧。
老麦的笑容非常灿烂，直笑到双目谜成细线；但人非常敏感，这是我后来慢慢领略到的。
无乡可归的流放
我遇到老麦时，他开始退休了（我不知道他前后总共退休几次），据说在国大待得不太愉快，那时似乎也还不到六十岁。有一回返乡顺道去他新加坡的别墅探访，在空荡荡的书房里什么书也找不到，即便是他自己早年的杂文《流放集》（八打灵：蕉风出版社，1979）。他说，书分批送给图书馆都送光了。也许只在某处兼任工作的研究室里，还留有若干专业参考书。那时我其实连《流放集》都没读过，某些旅台前辈手上可能有，但也不容易看到。
老麦的文字语感和南来文人（不论是滞马的如白垚，或留台的－－所谓的外省第一代文人）比较接近，有能力自由剪接镶嵌文言故典，随时用文言句法压缩；前者的效应是古雅感，后者是简净，而且利于调节思路与情绪的速度。这么做的基本条件，当然是对古文古诗有相当的涉猎，及持续的敬意。
我对那些文章的印象，是后来在旧《蕉风》上陆陆续续阅读时形成的（包括他的现代诗），大概也一直没读齐，因为我的《蕉风》是严重缺期的。会比较认真慢读，也许是认识了本尊的缘故。那之前，不论刘放还是麦留芳，对我而言都不过是个名字。锦忠倒是常提到这位故人，包括他写诗时用的笔名，冷燕秋。
我们这些晚生的世代对自身文学传统的记忆是残缺的，如果没有人特别引介，就不会知道，当然更不会去注意。几年前读到《蕉风》331期上的〈底沙茹〉(1980)，其中有十行诗好像是为我〈开往中国的慢船〉量身定制的，即补进再版的《刻背》(麦田，2014)里。那首诗写的是种无乡可返的流放感，比我的小说早了二十年。
早在1988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就在台北唐山书店买了麦老师的《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中研院民族所，1985)，精装版定价贰佰伍拾元。扉页除了签名、注记日期和购书地点，还写了四个字：“忍痛而购”。
那些年，“忍痛而购”的往往是不得不买的必修课的教科书(如龙宇纯老师的《中国文字学》)，但《方言群认同》不是，那是华人史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迄今我仍认为“方言群认同”是华人认同的根本关节之一，也是乡土情感的根本依据之一。去年我的一篇随笔〈没有位置的位置〉，原题就借用了这书题，做〈方言群认同〉，感慨马华文学80年来在华文文学的“世界体系”里，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方言会馆”。
探讨自身根源
老麦初中时就是个文青，早慧的诗人(详见白垚大著《缕云起于寸草》)，出道甚早。但他选择的路是走向学术，受正规的社会学训练，当大学教授，盛年时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与撰写专业研究论著。早年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帮派和方言群，大概也是为了探讨自身的根源。成年以后，除洋人的国度外，还曾周游台、港、北京，加上长期居留的星、马，对华人文化，学界文坛，有充份的参与观察经验，对其中有文化延续性的阴暗面尤多感触。
因此这集子更适切的标题应是《独醒的况味》，即便它有人用过了。“独醒”其实是某类知识人共同的感觉，是种格格不入的边缘位置感。发而为文，就有著些许“唤醒睡猪”的意味了。虽然，假装睡著的人(或以为睡著，其实系‘死左’口既)是唤不醒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对“流放”这修辞那么著迷呢？以“刘放”为笔名、以《流放集》命名昔之杂文集，是和同代人老狼之流共享一种〈流放是一种伤〉式的，海外文化弃民的感觉结构、感伤情怀吗？
应该不是的。老麦的专业训练让他对华人有更清晰的自我认识，对华人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许也更为悲伤－－前者常自比为鲑鱼(祈求返乡)－－那真的是种“虚拟认同”，认同的对象本身就是虚拟的－－譬如认同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后者的图腾，就是鸟了。马华诗坛颇多鸟喻(麦留芳《鸟的恋歌》，李苍《鸟及其他》，方昂《鸟权》、《白鸟》，张瑞星《白鸟之幻》，假牙，《我的青春小鸟》……)，可说其来有自。
身为华人(老麦是第二代)，既被抛掷在一个大结构(天朝，中原，民族主义)之外，又不可能不经常受它影响－－我们的文化血缘既是遗产(包括我们的母语-方言，姓名，传统节庆、家族事业等，〈直呼其名〉)，也是债务(如华人根深蒂固的对外族的歧视，文化自大感，义和团。深刻的讨论见〈独醒的况味〉)。
在语言与文化高度混合的南洋，生活在被殖民过的土地上，华人几乎免不了会受以天朝自居的“北京人”的蔑视。只要“不听话”，动辄被指斥是殖民心态或奴才，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更何况我们共享的南方方言，一向被文化心胸狭窄的北方人认为是“南蛮𫛞舌”。近年，已被困于鸟笼内的香港华人的处境难免令人物伤其类，感同身受(〈恨乌及屋：北大的贵爷〉)。而华人自身的各种社团组织，文坛神坛，也几乎没有不好斗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虽然也许不再是方言群械斗，但型态相去不远－－物以类聚，党同伐异，不择手段。
从这里，大概也可以理解老麦杂文集《鸟语鸟话》何以多激愤之言，而时作老鸦之鸣。格格不入，到哪里都是异乡人，虽不致立锥无地，但只能踩在飘浮的虚线上，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流放”，因此是个自我认同的位置，带有些许存在主义的意味。
但选择说话而不是沉默，选择恶声而不是乡愿，还是对沟通抱以希望的吧。对文化传承也不无积极的构想著(〈活页马华文选〉)，但那构想，在网路时代，倒像是一种老派文化人的乡愁了。
2014年8月我到新加坡一趟，在“传说中”的草根书店和老麦有个短暂的会晤。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他的〈煮酒论英雄〉，他说是写给我看的。我返台后，即上网找来仔细拜读两遍。恕我鲁钝，我还真看不出是在劝戒我什么。见面时，老麦笑说，他还以为我会入不了境。但2001年后，我多次出入境新加坡都没问题啊。2004年时，不是连陈平都“获新加坡政府特许，以学术研究为理由，短暂访问新加坡(http：//www.twwiki.com/wiki/陈平/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吗？我近年的“马共小说”，什么东西！新加坡政府才不鸟呢，华文书店都快关完了。
行前他还不忘提醒我，“国丧期间”，“南大演讲最好不要批评李光耀。”
求学于戒严时期的台湾，长期生活于准戒严状态的星马(内部安全法令、诽谤罪)，短期居留于连外部网路都要封禁的中国的老麦，对“言能贾祸”还是深自畏惧的吧？台湾目前大概是言论最自由的，污蔑马英九总统拿黑心油老板黑钱的“假面女王”(整张脸都是整的)不是才刚获判无罪－－在新加坡铁定被告到破产，没有钱继续整形，不出十日，就会露出真面目－－脸皮就会崩垮成纯粹的线条。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种自由能延续多久，未来的事就先别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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