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教授的家族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薄薄一本，承载了她一家人经历228事件的伤痛。王德威在序言提到孙康宜的伤痛写作是从吞痛到感恩的。孙康宜也表示她写作的目的，除了记述缅怀更重要是感恩，记载在那段岁月中帮助过她们一家的人。
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写作姿态。对于发生过的暴政，我们习惯以痛斥、反省、披露，深怕世人忘了暴政发生的由来。暴行无法原谅，乃至于施暴者须世代负责，永远的污点，历史的教训，后代的警示。月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以受难者后裔的身份出席228事件纪念会，声泪俱下痛陈当年228事件国民政府带来的伤害。下台后柯P“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握手。这是我们熟悉的姿态。一个被迫害者站有了道德的制高点，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却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番的描述。在她的故事里，228作为一个发生在她家庭身上的事实，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叙述。反而像是一个意外，一个发生在她身上的单一事实。并由此她们家庭的幸福生活，随著爸爸受冤判刑十年，而彻底毁灭了。孙康宜笔调哀而不伤，甚至还有激励的文笔，时时提醒著读者，人间有温情。
面对著厄运，个人可以选择的是生存，并且能够的话，快乐的生活。或许是这样的豁达以及基督宗教中宽恕的精神指导，这一家子在孙康宜的记述中，总是怀抱著希望，充满著感恩之情。基督宗教的信仰对于孙家而言是救赎的力量。当他父亲移民到美国去，以牧师为业，并改名为孙保罗，选择宽恕过往加害于自己的他人，而求得内心的平静。读到这些宗教力量对于个人精神超脱的力量。我明白了个人从苦难中心灵得到解放的前提，就在于承认遭难，并赋予意义。
孙康宜则从语言的选择中，得到了自由。她的成长经历深受“省籍矛盾”的影响。她的身份以及她的“母语”。他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人，原来在家中说的带有京腔的北京话。当父亲被扣留判刑，全家逃难到高雄县林区，为了适应环境，她很快就“忘了”北京话，整天只说台语。然后上小学时，国民政府强制推行“国语政策”，台湾的老师所教的是有台湾腔的国语。一个外省人说了一口台湾国语，被其他外省小孩讥笑土气。
虽然她可以说一口流利台语，却被本省人归类为压迫者的外省人的小孩。上学时，甚至患上“失语症”，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对于母语及自我身份的认同非常混乱。而孙教授选择了英语作为自己逃避母语纠结的出路，小学开始努力学习英语。移民美国后，孙教授描写她终于可以摆脱母语选择的纠葛。在美国她的美语口音从不引起侧目，她形容自己终于得到解放，成了一个爱说话讲学的学人，自由自在的在英语世界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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