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先生（1916-2007）学问渊博，在古史研究、经史考据、红学、五四研究、诗词方面皆有所发明，读文章往往佩服其细读的功力，尤其解读诗词，在许多旧注思辨中找到新解。王润华曾著《华裔汉学家周策纵的汉学研究》，周先生的弟子也曾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为文纪念，对了解周先生的为人、学思历程与学术成就有很大的帮助，本文略述周先生在词学上的研究成果。
周先生关于词学的著作有五篇：〈论王国维《人间词》〉（1962）、〈论词体的通名与个性——金云鹏著《唐宋词评论书目》小序〉（1975）、〈诗词的当下美——论中国诗歌的抒情主流和自然境界〉（1985）、〈苏轼〈念奴娇〉赤壁词格律与原文试考〉（1992）、〈诗歌、党争与歌妓：周邦彦〈兰陵王〉词考释〉（1994）。
词体的确立常由音乐、形制上讨论，〈论词体的通名与个性〉由“辞”、“词”本为一字，区分使用后，“词”逐渐用来指称较“轻艳婉约富于想像的抒情诗体”，观察“词”作为新的抒情诗歌体如何形成。〈诗词的当下美〉则谈诗歌本质上对时间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大抵是抒情当下与抒情自我的概念。
〈论王国维《人间词》〉是周先生第一篇讨论词的文章，开宗明义即言以“无可奈何”与“似曾相识”作为讨论诗词与一般文学作品的观点，借由细读王国维词，佐以王氏诗文，印证《人间词话》所言。周先生以词话的体式来写，可见既富机趣又博贯中西的批评，他虽多称赞王国维词作，也常批评王国维在创作实践上的不足，如有与《人间词话》提出的主张相悖之作，周先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
苏轼〈念奴娇〉赤壁词的格律问题与周邦彦词有无政治寄托都是九Ｏ年代两岸三地词学界较著名的讨论，周先生正好参与其中。苏轼〈念奴娇〉的讨论由何文汇发起，其文章主要针对二个问题：词的破法与第二句第三字是否为平声，其中破法集中在九字句的讨论，如“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应断作45还是54，还有“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应断作76还是436。
除了何文汇提出的证据，周先生进一步从格律与词意来细说，并举万树《词律》与《全宋词》的断句，说明“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佳；至于“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周先生考察苏轼之前〈念奴娇〉的破法，与唱和苏词的宋金元词的破法，观察到45的破法可能是正格，然文义上似乎是54的断句，周先生不下定论，也不认为可证明苏轼违律，这是从音乐律与文义上比较谨慎的推断。
罗慷烈先生曾指出周邦彦词有不少书写个人寄托之作，更涉及新旧党争，引起不少讨论，其中〈兰陵王〉则是罗先生先认为有寄托，后来又改定为无寄托之作，值得进一步商讨。此词为周邦彦名作，向来都认为是晚年之作，如叶嘉莹先生与罗先生均这样认为，周先生则从词文本身细读，质疑行迹、时地等不似晚年，而认为此词应作于元祐二年（1087）周邦彦三十二岁初次出都南下。周邦彦是否受到党争波及，周先生则分析献赋之举与当时政治情势，认为有此可能，甚至年少的周邦彦因太学与妓馆距离甚近，常流连其中，私生活也导致非议，因而种种原因连结在一起，更可证明此为早年之作，非作于晚年。此说法已为孙虹《清真集校注》采用。
综观周先生的著作，有很多商榷旧说、旧注之作，周先生能在阅读中找到各种疑问，进而验证旧说之非，提出新解，除了他本身多方涉猎，底子深厚，更重要的即在于细读的功力，能在众人未曾注意之处发现问题，甚至提出假设而小心求证。词学虽非周先生主要关注之处，然这几篇文章都可见周先生查考资料，逐步考证的脉络，对研究者的帮助甚大，可使我们深自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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