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独立民调中心（Merdeka）的报告，整体上言，大马人最关心的课题是经济民生，其百分比远高于治安犯罪、种族及政治课题等。据此，消费税、通膨、经济前景的好坏，便成了决定民意向背的决定性因素。
大马经济前景如何？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照现阶段的形势与趋势来看，前景应该欠佳。实则，自2000年以来，大马便日益被全球化所边缘化。其结果之一便是，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代的高速进入低速。即便能在2020实现高收入国（美元1万5，000的人均所得），也将是有名无实。
因为，它是以不可持续的高公私部门债务为代价实现的。这样的高收入国，不要也罢。更实际的目标应是低生活成本国，也就是，低生活成本，才是有实感的硬道理，对普罗大众才能带来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好处。
之所以，我们应理解高收入国是指把一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全人口（包括男女老少残疾）所得出的平均数，它无法反映实际收入分配状况。如在2013年，大马的GDP为9867亿令吉，可受薪阶层所得总额仅是3313亿，而公司总营运收入为6338亿，政府税收等，也只占2.4亿。
整体上言，在过去15年，受薪阶层仅占GDP的约30%，企业占约65%，政府占约5%。在发达国，这个比率通常是雇员50%，企业40%，政府5%。连高度资本主义的新加坡，也是接近这个比率（受薪层占约47%）。
也难怪，许多人埋怨，何以2010年代的薪资水平，与1990年代相去不远，可这10多年来，特别是2007油价大涨以来，生活成本却大增，而2009后房地产价格更是飞涨到目前的价高市危，不少地区“有价无市”的状态。在这一涨一滞的条件下，人民的不满自也高涨。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国阵在2008与2013大选表现欠佳，与此有因果关系。消费税出台后，情况应会恶化，至于一马援助金等措施，能缓和多少不满，则有待观察。
何以这10多年来，大马普罗大众的薪资大体上停滞，赶不上物价与房地产？原因颇为复杂。如工会率太低，不到10%，（即100个工人中，不到10人加入工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以至大马被边缘化；政府企图利用1990年代的低薪资竞争政策来保持竞争力；廉价外劳产业成了某些政官商的发财工具；不少大企业，包括政联公司，用政治与行政手段来谋不当利润；新经济政策被有权有势者骑劫为监守自盗的工具；分配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当道等。
其中，许多企业，包括政联公司，倾向于炒地皮、炒房地产而非实业，是抑制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这个趋向短视近利的风气，也是大马长期掉入中等收入国陷阱的主因之一。它其实反映了资金没有流向生产性实业，致使产业升级受挫。这也是何以市场上缺乏体面就业机会，与政府不得不扩大招收“学非所用”的大专生（非市场所需的人力），进入公共部门的实况。
公共部门过大，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压缩了公共投资，而生产性公共投资的缩减更会加重大马的停滞。这是因为，政府财政压力大，就会巧立名目增税，进而加重人民生活负担与通膨；而缩减公共投资，特别是在生产性教育、培训、医疗，必要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肯定会削弱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他们更难脱贫。
薪资长期停滞
其实，大马人薪资长期停滞的主因之一在于，只有约30%的劳动力，是归类为高熟练员工。它显示出，大马的教育与培训政策有问题，不能与我国的发展阶段与需要配套。一方面是市场需要产业升级的人力；他方面是，教育体制又培养了大量学非所用的人力。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社会矛盾。比方说，在德国与瑞士，有约75%的高中生（16岁），是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可大马却不到10%，且学习内容未必是市场所需。
可见，大马迫切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以培养或重新训练既有的非熟练员工；或政府收入中，能投入公共投资的百分比日减（少于20%），就无法让低收入层脱贫。其结果，政府的未来财源也会受到限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尤有进者，大马还是个高生活成本国，如由于城镇发展缺乏有效规划，公共交通不便，许多人被逼不得不买车养车，以至购车族破产率偏高，如在2014的22，305破产者中，便有6798人因车贷而破产，其次为个人贷款4906人。破产者中，有7626人年龄介于35-44，也就是最关键的壮年期。此处也反映出，我国的内需政策已变为内虚。
实事求是地看，根据公积金局资料，有约80%的会员，其月均收入少于3000令吉！又根据统计局在2012有38.8%的家庭，其月均收入少于3000令吉，介于3000-4999的家庭，也只有约28%。5000或以上者，则占33.6%。可见，若以5000以下为标准，大马的低收入家庭占了总家庭的约66%！也难怪，有500多万户要申请一马援助金，可援助金毕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最终依然得以某种形式，如劫贫济富的大马式消费税(GST)收回。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能价廉物美地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投资，以减轻普罗的生活成本与社会流动的机会，便成了决定政权成功的关键因素。其中反腐倡廉，强化多元竞争，整顿公共部门则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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