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世界经济状况，是颇为吊诡的。一方面是，许多落后地区的人民，如南亚、非洲，尚处在短缺经济，衣食不足的贫困状态中；另方面是，发达与高收入国，却面对供给过剩，从而致成了需求不足的状态。
一个是严重不足，一个是苦于如何消耗掉过剩的供给与产能。在发达国，提高效率的节省人力的技术进步还带来了如何为失业者，特别是青年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挑战。
尽管“不足”与“有余”是两极对立，可两者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消费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创造就业。
以英国为例，消费占了支出面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8%，投资仅占15%，进出口方面是长期赤字，美国也大体如此。孟加拉则是消费占83%，巴基斯坦更高达93%。显见，发达国与极贫国，均是消费型经济；只是，致成消费型经济的成因不同，惟另一个共同点是，投资在GDP的占比多在15%上下。
高速发展国如1950-80年代的日本、台湾、韩国与新加坡，或今日的中国，其特点则是，消费在GDP占比相对低，而投资占比高如消费仅占约50%，而投资则高达40多%，1987-97年间的大马，也具有较低消费占比，较高投资占比的特点。它突显出，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源中，高速发展国均偏重投资与出口，而低速发展国，则较偏重内部消费，也就是内需。
今天，处于中速发展的大马，其2015年的GDP构成比是，在约1.15兆令吉的GDP中（按现行市场价格计算），消费占约66%，其中民间消费占52.4%，投资占约26%，净出口占约8.6%。这可看出，消费也已成了推动增长的主动力。
若按发达国家的轨迹走下去，大马消费的占比也应会节节上升到80-90%的占比。只是，能否或应否走到这个阶段，则颇有争议。因为，就发展中国家言，在未实现高度工业化或转型为高增值经济之前，便偏重消费，很快就会后续乏力，难以持续，结果就可能变成以债务推动消费。这实际上就是1980年后大马走的路线；也就是，靠放宽信贷、举债来推动消费。
提升知识技能水平
在大马，这个债务推动型消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阻力，也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让消费足以推动经济，最可靠的方法是，提高人民的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进而发展出高增值的产业，来维系高收入。另一个方法是，用相对的平均化收入与财富的手法把国民收入，较平均地分配给尽可能多的国民，以便他们有能力去花钱、消费。
只是，这里涉及了利益调整的尖锐问题。另外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是，用贷币政策，如大幅降息，超额发行贷币，有计划地造成资产升值，以便让持产者（如持有股票与房地产）大发横财，大幅度增加他们的人为收入与消费力，这是美国走的路线，也是2008-09年次贷危机的致成因素。
过去几年来，大马也用了这个方法，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投机取巧方法的代价便是，若不适可而止，迟早会引发危机。要不然，每个国家均可用这方法，让有产者发家致富，何必那么辛苦去搞什么头痛的经济发展。
恐引利益冲突
如果取巧的资产升值法得见好就收（这个政策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因无产者会进一步沦落为贷真价实的“无产阶级”），而提升人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又是耗时费日的工程。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相对的收入与财富的均等化方法。
只是，这方法也会引发利益冲突。此点，也可从发达国的增税对减税的论战中一窥究竟。法国政府把个人最高所得税提高到75%，便造成富人逃亡潮，结果反而可能削减了政府收入与就业机会。巴拿马密件揭露的逃税秘闻，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个使富人与跨国企业有更多选择的进程，一国若提高个人或公司所得税，企业便会出走。实则，有许多渴望外资的国家，还为富人与大企业提供免税假期（TaxHoliday）或再投资减免优惠政策。
就大马来说，在国内总收入当中，一向以来，受薪阶层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均在33%上下，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60%。表面观之，提高受薪层的收入占比，如提升到40-45%，应是刺激消费的可靠方法之一。
只是，近年来大马也面对著一个投资环境恶化的挑战，致使本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外来直接投资（FDI）。为何连政联公司也要出走？为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如大马（而不是发达国），也缺乏投资机会（除了房地产）？确是个耐人寻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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