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大马的人均收入为9千多美元，虽说离开高收入国尚有一段距离，也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高收入国。
只是，反讽的是，一般的大马人却觉得生活费沉重，活得很累，原因何在？国行总裁洁蒂最近点出，我国的通胀率通常介于2.5-3%之间，不算高（2015年为2.1%），可普罗却深感生活费太高，主因在于“三低三高”。
三低是指生产力低、技能低以及科技使用率低；其结果，便是低收入。低收入，高生活费确是大马的基本事实。至于三高，则是指高拥车率、高拥屋率与高度依赖廉价外劳，使薪资难上升。这就是大马人觉得活得很累的主因。就对策言，洁蒂提出，从教育、纠正价格扭曲与宽频就绪三方面著手。
对此，笔者也想借题发挥，接下去讲。就三低而言，这是许多财经界人士早就提出的症结，官方也早已承诺这三点，如官方资料不时指出，大马的年均生产力增长率若无法超越3%，便难达到在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1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宏愿；而低技能一事，官方资料也多次提到，大马的人力结构中，只有约27%可归类为高技能工，既然技能不高，当然也仅能从事低层次的经济活动，低收入自然是难以避免。至于没能善用科技，则与大量廉价外劳的引入有因果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课题还涉及了经济收益对技术效率的矛盾；也就是，若市场容量不够大或市场占有率太小，业主是没有诱因去搞自动化之类的投资的，因为不合算，且未必能找到适用的人才来操作或维修设备。深层地看，这还涉及了产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如要走韩国式的产业集中化路线，还是走台湾式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发展路线，或其综合平衡。
外资转向服务业
历史地看，在1980-90年代，在大马的进口结构中，资本性商品如生产设备，占了进口总额的约30%。可进入21世纪后，却长期徘徊在约14%，也就是掉了一半以上！这应有多方面的因素如外资撤退，外资不再偏重制造业，而转注服务业，特别是大型零售业如JayaJusco、特易购，及马币大幅贬值，增加了购买成本等。其综合结果便是，大马出现了过早的脱工业化。
比方说，在1970年，大马的产业结构中，农业、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的个别占比是29%、13%、14%、4%与36%；到了2000年，农业已降至8.6%，而制造业则剧升到30.9%；可到了2010年，制造业占比已跌到24%，到了2015年，更跌至23%！
就一个发展中国家言，制造业过早倒退是个不祥之兆。有道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强，大马的制造业本来就缺乏技术优势与产业集群的综合力量作用，而使得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进而使大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结果，当然是无法创造出足够的体面就业机会，也使政府财政不得不高度依靠油气收入来顶住。
大马产业升级失败，也可从多个方面看出，首先是资本性商品与技术进口量大跌；其次是，中间型商品如半制造品，关键组件的进口量大，长期徘徊在60-70%上下。突显出，大马只能从事低增值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进口半制成品，然后在大马做组装，包装类的低增值工作，工作的水平低，薪资当然也低。这也是何以，大马虽是世界排名第27大的贸易国，可人均收入却排到近90名的主因。
低增值工作薪资少
伸言之，出口商品的报价虽高，可在大马增值的部份太少，以进出口量最大的电子电器为例，在大马的增值通常不会超过20%。
说白了就是，低增值的经济活动，是低收入的主因，而低收入的结果是，联邦政府的收入中，个人所得税占比太低，以2014年数据为例，在约2250亿令吉的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约267亿令吉。在发达或高收入国，个人所得税通常可占到40%，大马的占比显然太低，若没油气收入顶住早就垮了！
就三高而言，过度依赖廉价外劳是利弊互见，惟真正的问题是，大马无法建立本国人从事中高端活动，廉价外劳从事三D（Difficult、Dirty、Dangerous）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在台韩，则有能力创建二元化劳动力市场，使廉价外劳的作用利大于弊，大马则是，使缺乏技能的本国劳动者与廉价外劳直接竞争，这显然是治国无方的明证。
至于高拥车率，则是个产业政策失败的活例，本来大马是要以市场换技术；可是，后果却是，技术没换到，反而帮日本人垄断了本国的汽车市场，可说笨蛋傻瓜之策。日本不仅垄断了本国的市场，也使本国人被当成菜头来砍，付出高价买车养车，而公共交通则因要促销有名无实的国产车而被忽略，进而加重了大马人的生活费与负担。
大马并非高收入国，可拥车率竟然是世界排名第36；至于拥房屋率，其实也只有76%，吉隆坡更低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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