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做为一个名为民主，实为威权（有人认为应是种族威权体制）的多元族裔与宗教国，难免得面对各类棘手的课题。而在现实中，各民族也觉得各有其面对的困境。其中，最吊诡的是马来族。他们的既得权益精英最爱操弄“不安”的感觉。
马来族做为掌控政治、军警、行政、文教的多数民族，竟然也被宣传为面对各种困境，如是否应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拐杖），而自立自强；印度裔人口虽占大马人口约7%，可因人口分散各州，没有一个选区是印度裔占多数，而迫使印度裔政党得依附国阵，以求获得一些政治代表权，可这代表权又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东马的非穆斯林土著，虽也是土著，可政权却长期掌握在穆斯林土著手中，而觉得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充份的照顾。总之，每一族均有不满。
在大马公民总人口2803万（2015年统计数字）中占662万的华人言，自然也有其切身感受的困境。
首先，就华人人口规模言，虽然人口的绝对数尚处于增长阶段，如1947年为188万，增至1970年的311万，1980年的441万，1991年的502万，2000年的569万与2010年的632万。可由于生育率递减，远低于马来族，人口占比已从1947年的38%，递减至1980年的32%，及2010年的24%，预计到2020年，会降至约21%。
在以“人口决定决策权”的民主选举制国家，人口占比递减自然会削弱政治代表权；更何况，选区划分更对华人不利。一般华人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各种主客观因素还是使华人选择迟婚、迟育或少生育。这里其实也涉及了一个“为民族增产”对小我自由，小我享受，小我权利的两难选择。
易沦为群体暴政
对自命开明进步人士言，重点则不在于人口规模，而在于提高人民的民主与人权意识。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一般所谓民主，是以数人头为准则的。没有一定的力量对比，民主易沦为多数群体的暴政。
此点，也见之于政治层面。在当前222席的国会议席中，华人超过40%的选区，只有42席，即便赢到完，也顶多只占近1/5，更何况华社出现领导危机。在朝的席位少，没什么发言权，在野的又缺乏行政资源，虽能为华社发声，却不能带来太多的实利实惠。
这也是何以在308与505大选前，华人有“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的策略性投票行为之说。在即将来举行的砂拉越选举中，若华人的眼中钉白毛已不再掌权，而新首席部长又向华人示好，许诺华社助我，我也助华社，那华社又将如何回应？应该识时务地见好就收，还是对著干到底？
对西马华人言，由于在朝有人也未必好办事，选择就简单明了得多，豁出去就豁出去没什么好顾忌的；只是，对重商的工商界人士言，考虑又可能不一样。
毕竟，大马不是个国家机关中立的国家，公务员也同样难中立行事，这就加深了他们患得患失的心理。显见，华社也不是铁板一块。所幸的是，华人多生存发展于先进州，中央政权也不易像吉兰丹那样容易忽略这些先进州。这一点，或许也可壮大华人的胆。
部分华团已被驯服
本来在1990年代之前，传统华团如各州中华大会堂与董教总，是华社的重要领导机构，他们也常不惜与在朝华基政党对著干；只是，1990年代后，华团已或多或少被驯服；剩下少数机构如董总还敢怒敢言。由于各种原因，换了班子的董总会否改变行为方式，则有待观察。
至于华基政党、华文报与华团，向来是华社的代言人；只是，随著时代的改变，功利主义与商业主义也日成风气，要寻找能一以贯之与无私奉献的领导人与领导机构，恐非易事。就现阶段言，很难说有谁或哪一个机构，具有足够的号召力与动员力来为华社争取自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平等权利。
有些开明进步人士认为，华人必须走跨族群的斗争路线方有出路；这种说法虽有一面之理，却也有颇大的局限，特别是在涉及马来团体时。
公民社会组织，如净选盟争取的是公平干净选举或司法独立，廉洁政府，可也不会去碰触民族平等的课题；公正党与行动有余、民主不足的行动党对民族平等事宜，也有所顾忌；毕竟，要公共政策废除土著对非土著之分，会引发马来人的广泛反弹。
从实际出发，要落实民族权利平等，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演变历程；只是，只要把话说得技巧些，有些急迫的事还是可以尽力去做。而不必然会触及一般马来人的敏感神经，如公平对待华校。
以华小为例，长期以来，便面对著各种困境。超过90%的华人把子女送入华小，华小更吸引了不少的非华裔生，可政府又坚持著国民学校为先的政策，以致在政策上蓄意妨碍华小的健全发展，如长期师资不足、拨款不足、建校迁校难等歧视。
要纠正这些歧视，主力还得靠华族本身。当然若能与其他少数族群协作，效果自然会更好。整体上言，今天马来语文民族主义已不像1990年代前那么强烈，外加上冷战格局变为多极并存，马共问题获得解决，中国的崛起与中文实用价值的升值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马来掌权精英应可在较少的压力下，更公平地对待华教，特别是在富有竞争性的两线制作用下。这里的问题反而是，协商派会否力压施压派；毕竟，当前的华团已较缺战斗性，而新兴公民组织又较少谈语文文化平等。
就经济困境言，整体上由于大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华企也难免面对产业升级难题，这使得众多企业日益依赖廉价的外劳来维持低增值、低价格竞争力。若国家宏观的政策，如教育与培训不能有效改革，没能力出走或升级的华人企业，就只能原地踏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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