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马来亚化，不要马来化”，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话说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马来亚华教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在林连玉为首的教总的领导下，华校从原来的“华侨学校”转变为公民学校。这个本土化的转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其深远意义不逊于马来亚转变为独立国。
本文根据林连玉著作《风雨十八年》上册题为〈改编华校教科书〉（页31，以下简称“林连玉文”）一文的史料，梳理出这段历史真相，让立场坚定，光明正大的林连玉一代人的风范，得以铭刻于史册。
（一）华校教科书改编的提出
华校课本马来亚化是战后华社整个马来亚化（华人公民化及中华文化、华校学制等马来亚化）的一部分。还应当指出，华教马来亚化是英殖民政府给马来亚独立的总部署的一部分，而这个独立是一个由英殖民政府主宰、巫统主导的“螃蟹教子横行”过程。
战后1950年代是英政府全面落实新殖民主义“马来亚独立”的阶段，这个独立与殖民战争“紧急状态”并行，行将接管紧急状态军事担当的联盟政府，执行了英人将“紧急状态心理战”延伸到被认为产生共产党源头的华校的重要手段。
换句话说，消灭华教是“心理战”的战略目标。1951年本是华校多事之秋。被林连玉誉为“华教之友”的《中国报》记者宋哲湘指出，单单1951年这一年，出炉的教育措施层出不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巴恩报告书》与教科书改编两项，直接关系到华校的存亡接续。
宋哲湘1952年度华教综合报道（宋每年撰写华教综合报道，留下极为珍贵的史料）：“联合邦政府辅政司，于去年（即1951年）2月8日之记者招待会席上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境内，拟实行‘马来亚化的教育’，可能时（另）设置方言出版局，编印适当之方言书籍与教科书等语。及后政府当局，更由英美两国聘请方言教育专家宾尼斯氏及芬吴两博士来马分别调查华巫文教育概况，结果草拟出巫文与华文两教育报告书。在华文教育报告书中，芬吴二氏建议，目前华校采用之教科书，其内容颇多已失去了时代性，应有改编的必要。”（引文取自网页，原文见《教总33年》）
其中“宾尼斯氏及芬吴两博士”即分别是《巴恩报告书》及《芳吴报告书》的作者。前者是臭名昭著的英殖民者消灭华教的报告书。1951年杪，马来亚大学教授美生氏（Mr.Mason）在新加坡帮腔，胡说华校是“离心力量最重者”的种族主义言论，为消灭华校制造舆论。因此，华社担忧教科书改编将是消灭华校的前奏，并非空穴来风。
但“林连玉文”却记录了负责改编的英人官员路易士的“民主作风”，使华校维护自己的特征得到尊重。历史告诉我们，教育官员与英政府之间的矛盾现象，是特殊的权宜之计（或属战后英政府落实政策的摇摆性之一）并非英殖民者的“慈悲”。
取代改编机构
事实是，数年后，即1956年独立前夕，“联盟政府课程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此时的改编机构，消灭华校的步骤全民地、加速地进行，先有1956年槟城钟灵中学的改制和《拉萨报告书》，后有1960年全国华文中学被强行腰斩。此事后话，不赘。
（二）“马来亚化”的前提为“非马来化”
在极端严重与复杂的华教危机之中，“马来亚化”是对初登华教舞台的林连玉及成立不久的教总的极为严重考验。教总接纳了林连玉的建议：“马来亚化”的前提必须是“非马来化”，这个谨慎的、稳健的立场，维护了华校的特征与中华文化传统，保证了在实际的改编中不致损及华校制度与内涵，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正确决策。
华校侨民教育性质的制度是20世纪初诞生时与生俱来的，与19世纪南来的华族先民兴学办校的愿望，避免华族子孙“夷化”（英化或巫化）的愿望一脉相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教界、学界认识到，战后“马来亚化”与独立年代华社申请公民权，实是二战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行动纲领“抗日卫马”方针的延续。教总有原则的接受改编保证了华校体制的延续性。
实际上，英政府从它踏上本土的一刻起，一直耍弄分而治之的策略，构建马来族是“土地之子”（bumiputera）／华人是“外来者”的“英马双头体系”（今天我们经常遇到的“华人回唐山去”的口号与行为，即为这一种族主义的延续）。
教总内部看法不同
战前30年代南来的林连玉，对英政府政策的实质与变化，应心中有数。“林连玉文”排在《风雨十八年》卷首第四篇，表明了林连玉心目中视此为“华文教育大事”（见该书页32），即教总进行的“维护下建设华教”的里程碑式的举措。
当年，教总内部对于改编的看法并非一致，特别对美生氏赤裸裸的单元主义的叫嚣感到“深具戒惧，踌躇难决”（林连玉语）。林连玉力排众议，主张有条件的接纳政府的教科书改编计划，理由是：（一）当年华校用的都是中国编纂、出版的教科书，许多教材脱离本地的现实，教育界人士早已有改编的要求了，现在正好借仗政府的力量予以实现。（二）政府邀请教总参加，可以说是尊重教总，应予以接受。（三）由教总派出委员可以给予适当的指导，使改编工作得以遵循教育原理的正轨。
为使改编工作不致被歪曲，林连玉提出三条原则，先取得教育部的同意，然后才正式派出代表参与改编工作。三原则为“（一）依照教育原理改编华校教科书。（二）尊重华人优良的文化背景，（三）课程及授课时间照旧。”（“林连玉文”，见该书上册页32）。
林连玉的立场与步骤获得教总理事会通过，并被政府中央改编组主席路易士接纳。新加坡华校代表团除了坚持维护华校特征之外，提出的“八大原则”强调了教科书出版自由，这可能因为两地情况有异之故。
（三）教科书改编的机构及成员
改编工作由吉隆坡英政府教育部召集新马两地华教界共同进行。主其事的机构为“改编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改编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前者由18名官方委任的委员组成，主席为英人路易斯（后为培恩氏，教育司长），后者则由10名由教师会推举的纯教师代表组成，主席为郑安崙（新加坡）。
（四）华文教育家的专业风范
改编工作始于1952年3月间。改编的具体工作繁琐耗时，是一场落实维护华校立场的斗争。工作内容是草拟课程纲要以及审查草案课本。工作开始前，路易斯接纳了华校教师的合理和专业意见，包括官方组应充分尊重人数较少的教师组的专业意见，不以多压少；以及放弃翻译英校地理课本为华文科本，让华教教师自行编撰。华校教师坚持了独立性，在里程碑式的节点上发挥了重大的建设作用，捍卫了华教的本质和特征。
课纲由两组混合进行，林连玉选择参与华文组课纲小组，主任为王宓文。华校教师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而出版商提呈上来的纲要水平很低，有被驳回著令重写的，此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其次，性格直率认真的林连玉敢于“犯上”，批评英国官员主持会议方法不当，后者不但不生气，反而表示“感谢”。林连玉同时粉碎了中央组绕过集体审查、直接通过草案课本的企图。
（五）多元教育的前景经马来亚化之后的华教，在正常情况下，在独立之后，在民主、平等的前提下，华校应与马来族、马来亚化的泰米尔族学校相向而行，构成统一的国家多元教育体系，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战后正能量的民族民主潮流的轨道。
但是实际上，为英国人扶持上台的“国民教育”（采用英巫文为媒介的“马来化”单元主义教育）却与多元的、正能量的华教背向而行，结果，反而倒行逆施的“国民教育”压倒了多元的公民教育的华校，原因何在？
得势官僚变调违诺
一言以撇之，因为国民教育背后是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僚与他们的主子英殖民者，这伙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欲制造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以致经济、政治与司法。这个事实，史家称之为“螃蟹教子横行”，性质上是官僚阶级的“民族主义”还原为种族主义，是逆时潮而动的行为。
结果，掌权的官僚一经取得独立，变调转枪头，袒护旧主人，对准独立后的友族同袍，实行单元主义专政。官僚的单元主义与以华教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之间的矛盾，构成独立后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宰著马来（西）亚文化教育的发展。
马来（西）亚华教争取多元平等教育的斗争与全民争取民主平等社会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客观上，华教的出路依赖于民族矛盾的最后正确解决，依赖于民主平等社会的胜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