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华人人口演变

中国与东南亚水陆相连，自2千多年前，两地便有交通往来，中国历朝也常与东南亚各国有外交与贸易往来。如7至13世纪定都于苏门答腊东南部的室利佛逝（SriVijaya），便与中国历朝有国与国之间的垄断贸易。

唐朝时高僧义净便曾在室利佛逝居留多年，学习梵文与译佛经。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还曾派军远征爪哇。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6年），便已有华人在爪哇、苏门答腊及马六甲等地居留。只是，虽有提到有唐人，却没有数字。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也曾提到有个华人村，还设有侨领制（即甲必丹Kapitan∕Captain）制。这个侨领制，也被荷兰人与英国人沿用。惟葡萄牙人也没提供数字。后来在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时，有人估计当时华人有约300-400人，（当时马六甲人口可能有约2万人）。到了1760年在7216人口中，华人人数有1390人。

总的来说，在荷兰人统治时，马六甲华人并不多，惟在爪哇却是有上万人口。就马来半岛言，据知，在15世纪时，吉兰丹便已有个客家村布赖（Pulai），这个客家村目前还有间华小！

历史地看，华人在马来亚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在英殖民时期，如1827年，马六甲有华人5006人，1852年时，增至10,608人；新加坡在1821年时有1159位华人，1850年时有27,988人；槟城在1812年时有7558位华人，1851年时增至24,188人。

基本上，在1840年代，鸦片战争前，华人较集中于三州府（即马六甲、新加坡与槟城这三个海峡殖民地）。到1840年代后，人数才剧增。主因之一在于，英人强迫清政权开放海禁，让中国人可合法出国谋生。

据不完全统计，在1840-1940年这100年间，共有1千万余中国人出国，其中多数是到南洋，少数到南美洲与北美洲。这些出国中国人中，多数为契约劳工（即所谓的猪仔与苦力），他们中有相当百分比，在航行中便因多种原因而死亡，故也有人称出海航程为“浮动地狱”。读来令人心酸。

华巫通婚不改教

就马来半岛言，1884年，共有华人28,236人，1905年增至109,598人；森美兰在1891年有15,391人，1901年增到32,993人；霹雳州在1879年有20,373人，1901年增至151,192人；柔佛则是在1911年有63,547人。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华人共有233万人；其中，霹雳州有539,368人；雪州488,634人；柔佛392,425人；槟城327,287人。当年有6个州，华人占比超过40%。今天，除了槟州占比45.6%外，其他州均少于40%。

至于砂拉越1947年时，华人共有21,532人，占人口的17.4%。到了1960年，则是83,996人，2015年则升至约61万人。沙巴则是1921年时，共有27,801人，1960年升至104,542人，2015年则为约30万人。

在马来亚的人口演变中，1931年是个转折点，当年马来人人口占比从1921年的54%掉到49%，在马来亚引起很大反响，也刺激了马来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华人人口演变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两性比率的变化。早期华人均是单身飘洋过海，故很易与本地女性通婚生子女，形成了峇峇社会（Baba），而印度裔则形成了印度式峇峇（称为Ceti），今尚可在马六甲见到。它也显示出，早期非穆斯林与本土女性通婚，并不易改教，可现在则是不改教不能注册。

在20世纪之前，华社基本上也是男女两性失衡严重，直到进入20世纪后，才逐渐趋向平衡。如在1911年，每1千位男性中，只有215位女性，1931年时增至486，而1947年为815，到了1957年更升到926人。今天，在2015年，华社依然是男多女少，如在约662万人口中，女性仅占约321万。

这个两性趋平的趋势，使华人可以自成一格，组成华人本色的华社。与此同时，自1890年代开始，华社也出现了质变，也就是从一个乡土社会逐渐演变成中国民族主义取向的中国化华社。这个变化，也激化了华社对英殖民政府的对立。

本来，在1880年代前，英人基本上对华社是放任自流，不多加管制的。可由于1860-70年代，私会党常械斗，使得英人不得不介入华社事务，多加管制。进入20世纪后，这个管制更为强烈，连华文教育，教员也要加以监控。尽管如此，还是阻挡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

受左翼思想影响

二次战后，特别在1949年中国变天后，本国华人出现了较明显的从华侨转型为本土化华人的变化。只是，受华文教育者，有很大比例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思想颇浓，终而使英人选择靠向马来社会，也定下了日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格局。对此，只能说是历史与时势使然。毕竟，二次战后，反殖反帝是股世界潮流；只是，大马因种族结构特殊，形成了大体上是英巫联手，制约华人的格局。这个格局，也使华人长期感到郁闷，要寻求突破。

从族际政治的角度看，有论者认为，二次战后华人的本土化最终反而演变成边缘化。1950-60年代，左翼思潮成了华社的主流。而进入1970年代，由于马来主义的激进化，华人又变得积极于民族自救运动，特别是有关语文、教育与经济方面的自救图存。进入21世纪后，华社又兴起了另一股强调反腐倡廉、良好治理、公平选举的跨族群思潮与运动。显见，华社的性质也是与时并进、变动不居的。

注：本文资料主要转引自巴素（Victor Purcell）著，The Chinesein South East Asian一书，第二版1965年，及巴素著《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in Malaya）一书，1948年版。这两本书，台湾均有中译本。《马来亚华人》一书，也有马来文译本。本国《光华日报》也出版过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