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Class）是社会学科里的核心概念，也是划分左翼对右翼的基准。在当代，政经界与工商界则特别注重上中下层中的中产阶级。工商界注意中产，是看中其消费能力；毕竟，上层人数不少，而底层又缺乏有效的购买力。政经界注意中产，主因在于，他们假设中产阶级的兴衰，与民主化同步。
把中产与民主化等同起来，主因来自一种预谋，认为中产阶级会倾向于支持自由化、民主化、生态环保、人权、两性平等、较宽容的价值、非暴力的和平改革等。只是，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特别是在多元族裔、种族、教群、语群的多元社会。
以最近的净选盟4.0(Bersih4.0)为例，何以参与者中华人多，马来人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华社民间力量较强，动员力也大，有者则认为，主因在于伊斯兰党没有参与。易言之，公正党与诚信党（PNN）的马来人动员力较低。
我想，另一种解释可以是，华社的性质，或者说华人中产的性质与马来人有别。基本差别是，相对来说，马来人与马来中产较依存于国家，而华人则较独立于国家，或说得难听些，华人是自生自灭。也因为在认知上或实际上认为被执政中央的集团忽略或边缘化，而对中央政权有更多的怨言，也企望更多的改革。这里涉及了产生中产阶级的动因。
大而化之地说，马来中产的产生，是国家依存（State Dependent）的产品，而华人则较靠市场而非国家。也因此，华人较偏向普世价值与市场化与自由化，而马来人较偏向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国家保护，故两者对国家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这其实也致成了华人的困境。
至于什么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个较易意会而不易界定的用语。比方说，有人认为，早在1995年，大马的中产规模便有约13%，到了2000年，则为15%。可是也有人认为，早在1990年代，大马的中产，便已达到了46%的规模。可见，相差甚大。
2020年达45%
根据联合国的《2013大马人类发展指数报告》（HDI Report），大马的中产有约20%。只是，根据第11大马计划（2016-2020）大马的中上下的分层为，上层20%，中层40%与下层40%。也就是，中层与下层各占40%，家户数（Household）也各占约270万户。就中层40%言，其月均家户收入介于3855到8135令吉。月均收入为5662，而中位数收入为5465令吉。就居住形态言，有83%居住在城镇，也就是只有约17%是在城镇外。从地区来说，也有83%居于西马。居然居住在城镇生活费自然较高，生活压力也大，甚至有较高的焦虑，特别是在近几年。
依据第11大马计划，这40%的中产，会在2020年达到45%。只是，这可能是华而不实的纸上谈兵。因为，自1997-98年金融货币危机后，大马经济已失去动力，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约20年。
这个新常态，正是大马这10多年来进入多事之秋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众皆知，威权体制主要靠政绩正当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来巩固政权，当政权交不出令人满意的政绩时，就会民怨四起，进而冲击到政权正当性。
在物价高涨时期，如2008年因政府让油价一次涨个够，而引发物价普遍高涨，或2015年因马币贬值引发进口型通膨（Imported Inflation）之际，更易引发民怨沸腾。更火上加油的是，这10多年来，民间部门薪资基本上停滞，即便引入最低薪资制，也因生产力没有相应提升，而引发通膨，进而抵消了加薪。当前的马币贬值，更是变相地降低生活水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可以预见，这将是个长期趋势。
华人孤掌难鸣
之所以说是长期趋势，是因为，一来大马已被全球化所边缘化；二来，大马的党国体制，以党治（制）国的政治生态，及其权力寻租（Rent-Seeking），因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同理，由于普罗的技能没有与时并进或更新，也难期望有大幅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市场的中产与相对依靠国家的中产，会对现有政权有不同的态度。市场取向者急切改革，希望能经由自由化，改革开放而有所突破，也希望政治能更清廉，政府更有效，政策更公正与具包容性；可较依靠国家者，会对改变政权更为谨慎，特别是在受到华人威胁论这类言论影响下。
尽管多数华人认为他们提出的诉求或改革，是具有普遍性（Universal）与超越种族的。可巫统掌控的媒体，会借题发挥，把城镇居民的诉求扭曲为，诸如华人要夺权，华人不知感恩等。这就使华人产生孤掌难鸣的感觉。
毕竟，大马的人口结构中，马来人占了约55%，东马土著占了约13%，华人仅占约24%。外加上选区划分不公，使一张土著的选票可抵上好几张的华人与印度裔选票，这就让当权者可有恃无恐。虽然华人已在2008年后，去掉了参政恐惧症，可又碰上了另一个如何有效后动马来人与其配合的困局。
就中产而言，它在性质上也具有多面性，如一方面虽要求更大的自由与平等，公平施政；可他方面也有怕乱的心理，特别是情况还没坏到忍无可忍的够坏程度时，更是多少有患得患失的改革心理。特别是马来中产，他们中有较大比率是公务员，也从新经济政策中有所获益（即便寻租得收获更多），他们不仅对政府，甚至对政联公司，也有较大的期望。
另外，具有伊斯兰主义的中产，对非马来人，非穆斯林所提出的诉求，也颇有保留，如他们宗教自由，或宗教平等有其特殊主义的理解，而马来民族主义也对民主有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