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伊斯兰与民族主义的经历为佛教的讨论提供参照，从伊斯兰面对的挑战，可以丰富马来西亚佛教的讨论，也可以从当代伊斯兰的局限，看到佛教要走出的窠臼。
我们的终极关怀，是要让宗教回归全人类，不再被族群、民族的认同政治牢笼所捆绑。其中，以华语华文作为媒介语的佛教组织，一直不断要自我提醒，佛教不是“华人”的，佛教不是“华人宗教”，佛教属于全人类的，也因此，佛教不能只是属于“华人”的。我们有责任确保佛教在马来西亚不成为“华人”认同的族群辨识（ethnicmarker)。
族群（ethnicity)作为政治动员的单位，在佛教经典、《可兰经》或者《圣经》，乃至许多的古典文献都能看出。然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政治动员的单位，主要是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尤其是20世纪。
关于“民族”，我最喜欢的定义，是安德申（BenedictAnderson)说的：“依循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像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个成员的心中。”
换句话说，民族不是血缘、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化的身份认同（identity）。然而“认同”并非恒常的，这“认同”的边界是会移动的。就以马来西亚作为例子：在一百年前，所谓“华人”的概念，是英国人外加于从中国来到马来亚的劳工。这些劳工的认同是“福建人”、“广东人”，甚至更小的单位，例如“永春人”、“金门人”。“华人”的认同，并没有5千年。
“华人”的认同，一方面是辛亥革命前后，在马来亚出现的新式学校、报章和“国民”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他者”（theOther）而形成的自我认同：英国人把“华人”与“马来人”列为族群计量单位，“马来人”把“华人”当作政治动员的他者，相互反应之下强化“华人”的认同。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马来人”的认同政治，就不一定有“华人”的认同，也许只有“福建人”、“客家人”、“海南人”的认同。一体两面的是，没有“华人”，就不存在“马来人”的认同，只有“吉兰丹人”，“武吉斯人”以及“爪哇人”。
就如在鸦片战争以前，其实并没有所谓“中国”的认同，因为没有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对立的他者。之前的他者，是北方的非汉人族群，但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的文化想像的一部分，例如在鸦片战争时，面对英国袭击的中国是满洲皇帝。但是，面对新兴的英国民族国家、日本民族国家，“中国”从一个文化（不情愿地）成了民族国家。
中文有把nationalism译为“国族”，也有译为“民族”的。也许在译者的想像中，民族是正面的、可能也是被拥抱的认同，国族比较贴切地反映现代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操作。我觉得民族与国族之间的不同译法，意义不大。（还）没有国家机关（state）支撑的“民族主义”有时也会装起国家的架势。举个例子，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为什么禁止说“方言”？尽管英国政府和独立后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把华文当作vernacularlanguage（方言之意也！），但是在“华人”的民族∕国族想像中，客家话、广东话、福建话、海南话才是vernacularlanguage。
有一点要注意，当我们说，民族是想像的，并不等于不存在或者虚假。想像的共同体的确存在。只是，其以现在的形态存在是很新的现象，可能只有数十年，而不是5千年，或者自马六甲王朝的数百年。也就因为如此，民族的边界是流动的，民族的想像的共同体是流动的。
伊斯兰的理想是ummah（教民）的共同体，但是，伊斯兰的历史上有教派（什叶与逊尼派）之间的千年恩怨，也有族群的分野asabiyah。伊斯兰的教派之复杂，不亚于佛教或其他的宗教。但是，西方媒体，甚至现在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全球中文媒体，在报道伊斯兰时，一直把伊斯兰形容成单一的（monolithic)共同体。
把伊斯兰想像成单一的共同体，对佛教徒理解伊斯兰，并与其对话没有好处。只有看到其中的多元性与细腻的分别（nuances)，才有超越宗教、文化、族群边界，走向全人类的可能。晚近在国际媒体上关于佛教恐怖主义的讨论，不应该激起佛教论述大谈佛教是和平的宗教的八股文章，反而应该促成：
第一、承认佛教是个多元的宗教，一种米养百种人，而恐怖主义可以有很多形式，就如有很多人借佛教之名敛财，也有人借佛教之名行杀人之恶；
第二、反思伊斯兰在过去半个世纪遭到西方媒体抹黑成为“与生俱来”恐怖主义的宗教。把伊斯兰等同恐怖主义的说辞，尤其在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更趋严重。已故赛依德EdwardSaid就曾有《报道伊斯兰》（CoveringIslam）一书讨论西方学界、媒体如何以东方主义视角窥探、扭曲伊斯兰。关于佛教恐怖主义的讨论，与伊斯兰是恐怖主义宗教的报道同出一辙。
也就是说，佛教或者伊斯兰都不是恐怖主义宗教，佛教和伊斯兰都是数以亿计信众的宗教，其中有旁门左道借其之名，当中也有很多许多流派。当代佛教的政治论述要看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政治议程，也要看到伊斯兰不是敌人，并认清佛教本身是多元共同体的整体形势。
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社会，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长时间殖民统治后，又在殖民统治者挑选的独裁政权（例如沙地阿拉伯）底下遭到强权统治，影响后来我们看到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些取向：
第一波，反殖民－从第二次大战前后到1970年代，伊斯兰主义主要的讨论是在反殖民、反对殖民主所委任的独裁政权。在他者“外敌”当前，面对百年的殖民压制，反抗殖民∕西方的反应是“伊斯兰”。“伊斯兰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Islamisthesolution）风靡一时。“伊斯兰国”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成为讨论的话题。就像“中国”在民族国家崛起前是包容性的文化体，在面对英国的鸦片战争以后是排他的民族国家，“伊斯兰国”的讨论，是在他者是列强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波，伊斯兰复兴运动－1970年代见证石油危机与伊朗革命，产油国合作起来把西方国家的经济搞得稀里哗啦，和伊朗革命可以把美国人质关起来那么长的时间，最后搞到美国总统卡特输掉选举。当时的氛围是：“我们被你欺负够了，现在起来跟你拼过”。这是伊斯兰运动普遍激进和冒进的年代。
第三波，伊拉克战争之后寻求出路－经历了平庸的1990年代，2001年911恐袭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普遍激进伊斯兰留下的边陲组织反扑，却引发美国在2003年开进巴格达。
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局面都与这个有关：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在经历了激进的年代，在寻求伊斯兰、民主制度和多元社会的结合；另一方面，伊战打破了独裁统治，却以新殖民的形式出现，没有整合社会，为最近所谓的“伊斯兰国（ISIL）”种下因子。
911事件以来，出现了好些过去激进的伊斯兰主义领袖成为新的中间政治领袖，并且通过民主制度赢得政权，土耳其的厄尔多安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来到2014年，厄尔多安代表的中间伊斯兰领袖，从选举民主制度中掌握政权，但是在经济上偏向右倾新自由主义，无法处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为未来的撕裂种下因子。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源于2010年12月在突尼西亚的一名年轻小贩，因为不满市议会官员的压迫而自焚，其中就有著很深的经济因素。
阿拉伯之春可以归纳为冷战以后，贫富差距长期扩大、经济危机短期冲击、以及广泛的社交网络冲击传统独裁政府的社会统治模式。
然而，正如美国和以色列不承认2006年哈马斯赢得选举一样，2013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穆尔西遭军人政变拉下台，对伊斯兰与民主的对话肯定带来负面的冲击。
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挑战是，过去穆斯林聚居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当中，但随著大量的移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他们移居到西方国家，也有许多在西方国家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大量穆斯林在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参与西方社会。TariqRamadan对于“西方穆斯林”的一系列讨论，对于处在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有很好的参照。
而对于处在多数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如何在伊斯兰ummah共同体的想像中，以同样的标准维护在西方的穆斯林的权益，用诸于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当中的非穆斯林。
回看马来西亚的情境。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也与国际情境接近。殖民对马来西亚伊斯兰的政治取向影响很深远，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结果是1982年起朝野竞争伊斯兰、并且把伊斯兰进一步官僚科层化。伊斯兰与民主的对话，伊斯兰与资本的对话，也是重要的话题。
英国殖民者涉入马来半岛是1874年以后的事。那是印度1857年叛变以后很久的事。英国从印度叛变学到，要在经济上放松让在地资本得到甜头，也要在宗教上让在地人民得到形式上和符号上的慰籍。
伊斯兰的syariah本来的概念，是包罗万象，主要还是谈社会如何治理，执政者的行为操守，还有执政者与社会的契约。然而，在近千年的伊斯兰统治者不断避开syariah的公共性格以后，一代接一代的宗教讨论不断往个人行为的方向讨论。
英国殖民主自1857年以后对伊斯兰的处理就是，进一步个人化：伊斯兰法就是婚姻、通奸、喝酒、斋戒的安排与惩戒。伊斯兰追求正义的公共性全然消失。
独立以后，1970年代崛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来到1982年是个爆点。一方面，马哈迪上台后于1982年吸纳前伊斯兰青年运动主席安华加入巫统，开展巫统的伊斯兰与民族主义结合形象工程；另一方面，伊斯兰党于1982年推翻前主席阿斯里，新崛起的领袖包括哈迪阿旺推动激进的伊斯兰。2014年雪州危机，是1982年的结束，这个以后在别处再谈。马哈迪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形象工程，最后最值得炫耀的是伊斯兰银行和债券，是伊斯兰符号的私有化、商业化的表现，不是经济正义的表现。伊斯兰党与巫统竞逐伊斯兰法的推行，面对多元社会，在全球穆斯林面对多元社会与自身成为西方少数民族的情境下，似乎失去重心。
马来西亚讲华语华文的佛教圈要不断提醒自己，佛教不是华人宗教也不应该只是华人宗教。华人作为民族动员的基础，也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正视民族主义的时代性，可以让我们的讨论放开偏见，放开本质主义的窠臼，看到民族背后的多元性。当代伊斯兰经历的反殖、复兴与民主化的过程，以及在与贫富差距和处理多元社会上没有对策的经历，也值得佛教参考。马来西亚的伊斯兰经验，是“个人化、符号化、商业化”的过程，值得佛教警惕。
（本文是作者出席8月23日和24日由马佛青举办“当代佛教关怀研讨会”时所提呈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