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义兴本末》附有图表，简述从1818到1941年的江湖结构与演变，涵盖了会社的活动年代、社经情况、及其主要的活动。其中会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的是海山的郑景贵既反清又保皇。本文拟透过这吊诡的现象来引介“边际语群”这个概念。
在郑景贵（1821-1901）领导海山的24年之间，他在旧义兴公司的原址（即义兴街）建立起“海记栈”（1893）和“慎之家塾”（1899）。该时，他是清朝的二品官、官服盛装的照片、英国定制的铜像、“资政第”匾额，都显示出了他和皇清的密切关系。买官与否，是另回事，难道他是打著红旗反红旗？拿律械斗调解后，他和仇敌陈亚炎同被封华人甲必丹。
某些方言群在帮群和帮会的脉络里，被视为两边不到岸的便是边际社群。它们不一定是毫无作为的弱势社群，却多具有跨群意识。郑景贵和槟城的海山公司，正是一个被忽略已久的实例。
一般认知与描绘
根据殖民地官方记录，海山公司在槟城成立于1820年，为三州府中最早。在马六甲是1834年，新加坡的记录是在1840年。后者乃推论自记载曰：“有一新秘密会社成立”；猜测是海山。后因滋事，其名号才正式在1874年出现于官方记录。无论如何，纵横三州府的海山公司在1890被查禁后，就完全声消迹匿。它也许如义兴，也有新瓶旧酒的名堂，如他从良后的“海记栈”，却苦无资料可证实。
在新加坡，确是有条街道被当地华人称为“海山街”(CrossStreet)的;在马六甲也有条“海山街”(Jalan Hang Lekir/Third Cross Street)”。但因海山活动资料都不多，乏善可陈。槟城的华人称ChurchStreet为“义兴街”，也有一条以大伯公神庙见称的“大伯公街”(King Street)。更令人神往的是槟城有两条以海山头头“景贵”为名的街道，太平也有一条。其三公子郑太平在1921年也被封为最后一任的霹雳州甲必丹。在怡保，Jalan Chung Thye Phin便是以其来命名的。
海山公司在槟城虽然起步也不迟，就是没打出一条“海山街”。其实，主角还是郑景贵。官方指认他是领导海山的头目，也惯性地给他披上洪衣：他也反清吗？受清廷封爵之前或是之后？
郑景贵因从事开矿业致富，后又建立贸易行海记栈。曾捐巨款给极乐寺和五福书院。也在香港置产。该时，因他捐过数笔巨款给清政府作边防军费和建校救灾，清帝授他二品官阶。他也在本地受封为华人甲必丹。他自建的祠堂是所谓的“生祠”，在生时预建好让后代祭祀他；依风俗那应由别人，如乡亲，为他建造的。穿著官服朝帽的照片和铜像，和槟城及太平居所入门的“资政第”匾牌，都显示了他当时在境内、境外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这是大家的认知，且是无可质疑的历史。尚待查证的是海山公司是不是帮会？海记栈和海山是不是新瓶旧酒？若都不是，又是什么？
海山公司与帮会
郑景贵统领的海山，一般上被视为帮会，没说是行业公司，抑或顺清会社。但因其社名非源于地缘、血缘，更不可能是公冢组织。它也不太像和天地会有关连，只因一位被清廷封爵的人士，也会穿起洪衣来反清，是匪夷所思的。纵使官衔是买来的，海禁开放后他多次衣锦还乡，多少也会触发国家认同，总不会是吃里扒外。
一般上，帮会都会发给会员一纸凭证，或缴费收条:公司铭记也必印上。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和新山华族文物馆所珍藏的秘密结社腰凭中，有一张被殖民地官员施德伶（W.Stirling的另一汉名）指认为属海山的，所指不完全令人信服。他说1890年时有海山人亲自到警局投案自首，没说那人是谁。他另又提出一张没商号的腰凭，并辨认它属于海山的。理由是腰凭出现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不可取，因有雷同者。可说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在腰凭或公司收据上印上“海山”两字的文件，较小型又短暂的建德堂、和胜公司、和小镇霹雳雾边的增龙公司都有铭记。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该腰凭被盖上三角形珠砂“洪”字章，底下印上“反清（字是故意倒反过来）复明”，那是洪门所属。而同样的“洪”字印章，博物馆所藏就有十几枚，海山盖的是哪一枚？也许那是个无心的反证，即那纸洪印腰凭另有所属；海山故弄玄虚，把洪章盖上。
若海山公司是保皇会社，则它仅是个外壳。义兴是披洪衣的帮会，虽鲜闻其公开反清的动作，但从未被视为保皇会社。因此，太平拿律断断续续近十年(1862-1873)的械斗，除了是行业垄断之争外，有学者认为那是原乡“客家—广府本地”的宿怨的延伸；有说那两大华人公司是马来皇室争权纠纷的始作俑者；亦有马来学者认为两公司仅是附佣。就是没谈到保皇与反清之斗，或边际语群的效应。
又有记录说在1865年海山和大伯公（建德）合并，而大伯公是拟制洪门组织，我怀疑大伯公是一家武馆。之前海山原是行业公司，接受保全服务后才算是帮会。换言之，该时代，保全事业几乎全由“已不反清”的洪门兄弟把持著。雇用已不反清的武馆门徒，海山怎会反清？那就无所谓的与义兴同室操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