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1960）是马来亚当代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时期。马来亚共产党在二战后的两年多的所谓和平时期，虽然遵循英殖民政府认同的宪制斗争途径，寻求自治、独立的立国诉求，但一直遭到英殖民政府越来越严酷的镇压，并于1948年6月16日起，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动用军队进行剿共战争，而马共最终迫于无奈，采取武装斗争的革命手段，以期实现独立建国的宏愿。英殖民政府把马共这个二战时期的战友采取的武装斗争标签为叛变、为恐怖主义行动；马来半岛独立后，民选政府则以马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意在推翻实行资本主义的现政权而继承英殖民政府的剿共战争。民间学者咸认为紧急法令是英殖民主义者压制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封杀马来亚人民通过宪制途径争取独立所采取的严酷镇压手段。事实上，除却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之外，这也是一场国际冷战的较量，从属于当时两大阵营在马来亚的斗争，但却是以漫天炮火、真刀真枪、血腥肉搏的热战来进行。
从战争的性质来说，它同时是一场武装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又是一场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国际冷战范畴的热战。到了1957年8月31日马来半岛独立后，虽然剿共行动仍然主宰在英军手中，但在国家的名义上，这场战争却突然转变成为一场内战。这内战，到了1968年以后，在二次紧急状态下，它真正成为事实上的内战。
战队解甲归田园
到了1989-90年，东欧变色、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分崩离析，冷战骤然结束。马来亚或马来西亚，长达41年的游击战争也于1989年12月2日达至和平协议，结束武装斗争，解甲归田。时过境迁，一度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论是冷战的谍影幢幢、策反颠覆，还是热战的炮火连天、血肉交锋，骤然间硝烟尽散，握手言欢。因而，现在来谈意识形态相关的人和事，不再敏感和怕触动雷区。不论是讨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斗争历史的对错和是是非非，还是细数风流人物的丰功或是战争贩子的劣绩抑或他们的成败得失，都不用再瞻前顾后、遮遮掩掩、战战兢兢。马来亚或后来马来西亚的意识形态斗争起自1920年代，延至1990年代，跨时70年，越过战前殖民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战后和平时期及紧急状态时期（或称抗英战争时期）、独立建国为马来亚联合邦以及合并后马来西亚时期（或称内战时期）共六个时代。这当中，最为悲壮惨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年代，便是官方称为紧急状态年代，而马共及左翼则称之为抗英战争年代。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回想起来，仍然堪称惊心动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令人悲叹！令人神伤！不胜唏嘘！
战争使血流成河
我们有幸或不幸经历了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和血腥的年代，部分见证了这时代残酷的现实。有幸是生逢其时，或多或少参与了这项伟大的世纪大斗争，这阅历和人生经验或弥足珍贵，而不是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不幸的是或遭遇重大变故，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牺牲一生幸福，甚或命丧黄泉，尸骨无存。帝国主义者不会轻言放弃其殖民地，以便持续霸占其资源。马来亚的橡胶、锡矿和其他产物，一直是大英帝国的财富与物资生命线，尤其在二战之后，全凭马来亚的天然资源才解救了英国因战争负累濒临破产的困境。
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无疑对大英帝国是沉重的打击，意识形态的差异成就了大英帝国镇压要求独立的马来亚人民的最佳借口。英帝国主义者于是动用战争手段来对付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而马共因而不得不以武装一面自保、一面为独立而战。战争是残酷的，但在国际战场上，战斗双方仍然必须遵从国际战争惯例和法则，以免遭致国际舆论的谴责和事后可能面对索赔等战争负累。狡猾的英帝国主义者一手遮天，把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划归“匪徒”（Bandit）一类，以紧急状态、镇压叛变为名，把战争行为掩盖成为局部剿乱行动，以掩国际耳目；同时，既不是战争的定性，便得以维持产业保险，又保障了其经济利益。大英帝国不愧是老牌殖民主义者，这真是一石二鸟的奸诈诡计。英军的剿共行动极其残酷而不受国际监督，再加新闻封锁，其罄竹难书的恶劣行为与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不遑多让，以剿共之名，焚烧村庄、乱杀无辜村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特别在紧急状态初期更为残酷。敢问苍天，公道向谁追讨？诸如峇冬加里（BatangKali）英军射杀26名手无寸铁的胶农，把村庄夷为平地的恶行，不在少数。虽然事隔60多年，主持正义、追讨这笔血债的跨国法律行动犹在进行。英帝国为保障其经济利益，对这场战争的投入数目庞大。除派出英军119个兵团之外，总共还动用了超过12个英联邦国家的20多个兵团，其中又以澳洲、纽西兰、罗得西亚（Rhodesia）、菲济（Fiji）等为主，总兵力共达139个兵团。其中，作战部队4万人、警察部队6万7千人、特警部队4万5千人、自卫团团员30万人，总数超过45万人。武器装备精良，加上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广播机无数。单英澳战机出勤轰炸航次便达2万5千多次，投下的炸弹3万3千多吨，发射的火箭弹超过10万枚，这还不包括空投的燃烧弹和落叶剂化学弹、以及发自游戈于海岸线的战舰的长程炮轰。
据不完全统计，英帝国为此支出超过14亿7千多英镑。而它所要对付的马共游击队，在最高峰时期的1951年也只仅仅7300多人，其所持武器也是日降后埋藏起来的二战时期甚为落后的枪支弹药，有些甚至还打不响。对英军来说，他们是把胶山、矿场、农村的华人全算上，认为他们要不是马共的支持者就是同情者，有的甚至就是隐身的马共人员。杀手镧就是实行所谓“布里兹计划”坚壁清野政策，把矿场、胶园、农村、芭边（森林边缘）的近60万民众全数驱赶到所谓新村的550个集中营去，全副武装森严地监管起来，实行粮食、药物等物资严格配额控制，并限制民众的作息和行动，有效断绝马共的粮食、医药和情报的供应。加上任意搜查、宵禁、戒严、威吓、逮捕等等心理震慑行动，以断绝村民与马共的联系。在紧急法令实施期间，全马遭逮捕和被驱逐的无辜民众就达近十万名之数。遭逮捕的民众一律遭受酷刑逼供，以致遍体鳞伤，甚或丧失生命。许多幸存者，至今仍病痛缠身。英军及其后续的剿共部队所干坏事及不人道的举措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因好奇而寻真相
雷子健为60后资深报人，虽然并未经历悲惨岁月，但在新村长大，从前辈的壮烈或惨痛的记忆和口述历史中，也领略认识紧急法令带给前辈们的苦难以及亲身体验后期新村的艰辛生活。众多的用鲜血谱写的鲜活而生动的传奇故事让他萌生了挥之不去的好奇心，誓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找出事实真相。史家司马迁说：治史的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以史为鉴”的意思。抗英战争时期的种种史实，有助我们今天仔细思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无论是战士还是平民的逝者，还是幸存的前辈们，不失为对他们的崇敬，对他们为马来亚的独立解放献身和牺牲一切，表达我们的一份哀悼和感恩。历史是人类事件的演述，事件虽是单元独立性的，一系列或延续事件的历史演述便是事件史。事件具有偶发性的特点，但事件进程的演化中，它就有其必然性。抗英战争一个个形如偶然发生的的事件，却是历史进程中势必发生的。事件具有很强的叙述性质，这也是作者所专长的，他使事件再现再生，让读者兴味盎然。当报人的确有很大的方便，那就是通过资讯网络可以深挖历史的根源。对这场被遗忘的和被扭曲的战争岁月，可以做些历史还原的工作，为幸存的对事实情况不甚了然的前辈们，以及那些略有所知或一无所知的后辈们提供历史真相。
笔调是新闻纪实报道式，行文却洋溢著深厚的情感，雷子健的生花妙笔，对事件娓娓道来，有些地方读来让人似乎产生现场参与感。这和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分不开，与他作为报章总编辑的严谨态度和刨根究底的习性相关。但看他所罗列的部分资讯和学术资料，不厌其烦地在各国报章故纸堆和微片中，寻找当年的相关报导以及学者寻根究底的研究心得，就可以清楚认识作者的用心良苦及其负责任的治学态度。虽然说作者一再强调他不是在做学术研究，旨在全面反映紧急状态当年的真情实景，而实质上这本书足可作为学术史料论述的参考书。
访问历史当事人
更重要的是作者耗费了十多年光阴，一再寻找机会与马共领导人和其他当事人作口述历史，以便从当事人口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和肯定的历史话语，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涵。以与当事人的鲜活对话、以多国多元的报章记载、以扎实的史实根据，以生动的新闻报导叙述手法、以讲故事的鲜活语言侃侃细说，证实了或改正了有关传闻、传奇，让人物更为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也让许多当年鲜为人知的事实重新再现或给予新的阐释，是本书最大特色，并使之具有历史和学术价值。本书应该是作者就紧急状态书写的第一本合集，其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整个紧急状态时期的大事件，如钦差大臣葛尼之死及其相关后续，特别是都赖地区人民因之所遭遇的惨境、作为马共领导人的陈平的生平史实、华玲会谈的前前后后、英军心理战术的相关举措，如空投传单、巡回电影宣传战等等，以前所未有的细致报导和分析，让读者有一个全面而如身在现场的描述。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子健还挖掘出当年好莱坞以紧急状态作为题材，由小说《榴莲树》（TheDurianTree）改编、由著名电影演员威廉荷顿主演的《虎谷七日》（The7thDawn），这是鲜为人知的插曲。当然，可深挖的相关题材还很多，雷子健的锦囊中还能祭出更多、更惨烈、更悲壮、更精彩的故事来，这是民间抹不去的惨痛记忆，尘封已久，如出土文物，现在是细细审视的时刻，让雷子健当一回“考古”学家兼法理审判，为大家在沉痛的深思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