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视角
近一年来协助魏月萍老师筹办“重返马来亚”研讨会，一直令我感到不安的其实是心理和地理上的因素。我出生于南马的福建家庭，中学毕业后就到台湾念大学（也是到南方边城高雄，而非台北），毕业之后“回”到新加坡继续念书，离家近了，离国家却似近似远。
因此我从未亲近过吉隆坡。广东话不流利，没有经历过许多作家笔下那些逝去的苏丹街风景、商务书店、白屋书坊、胜记老鼠粉，也没有那些少年们初到首都的憧憬。就如同许多留台生忆起台北给他们的文化养分，台大附近的二手书店、女巫店，我却从未熟悉过。滋养我的是高雄的艳阳、西子湾和老盐埕区的人情。同样的，在南马成长，我自小看的是新加坡电视剧，听新加坡电台。每天早上六点准备上学时，电视上奏起新加坡国歌Majulah Singapura，是我从小朗朗上口的歌曲。
但这些是我对马来西亚朋友无法启齿的，尤其是近年人人都走上街头寻找国家的时候。我的成长记忆中没有马来西亚的大众文化，长大后没有在吉隆坡闯荡一番，甚至不知道独立广场怎么去，那是目前和国家霸权抗争的主要现场。而且，我目前身在大家对之爱恨交加的新加坡。一般人的印象是，到新加坡念书就是为了高额奖学金，到新加坡谋生就是为了高汇率。大家往新加坡靠拢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别无其他。因此，即使在知识层面上，我研究马来西亚文学、文化及历史，使我和马来西亚亲近；但在心理和地理上，我却产生如此不安的身体感觉，仿佛身上裹著“原罪”。
马来亚梦的连结
“重返马来亚”研讨会主题演讲学人孔莉莎(Hong Lysa)讲述了不少前新加坡政治扣留犯的“马来亚梦”，以及他们对于平等、民主、独立、团结及多元的追求，会上不少人为之动容。无论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当代史撰述，我们皆可发现彼此渐渐成为“不想与之有所牵连的地域”。马来西亚不想成为新加坡，新加坡则不断强调庆幸脱离了马来西亚。我认为，令人惊讶的其实是两地人民皆自愿地奉行霸权国家脉络下的分离叙事，没有互相理解的意愿，导致那个联系的纽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重返马来亚”因此成为了建立连结共生(solidarity)的动力，重新挖掘两地在1950-60年代共同面对的历史问题与意识，以及思考在历史化过程中我们如何逐渐形构各种边界（族群、地方、国家等），进而把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凸显了。
孔莉莎的演讲让我想起去年6月份在冲绳那霸参加的研讨会，那是由亚际书院“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冲绳办公室主办的会议。冲绳举岛人民面对战争的暴力记忆，他们通过集体抗争所面对的紧迫危机，以及学界在知识论述上的切身之痛，让冲绳成为任谁都无法不正视的核心现场。当天，冲绳诗人川满信一先生于80年代拟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成为讨论的对象，该草案主张废除国家，凭借对于万物的慈悲原理创造琉球共和社会的互惠。许多人视这部宪法为乌托邦想像，然而川满先生其实是希望唤起人民对日本国宪法的质疑，也是冲绳人民以非暴力手段寻求理解和自主的重要思想资源。韩国学者白永瑞也在当天提出了他对“共生”这个概念的看法，认为共生不是要求同质性抑或个人化，而是理解及承认与别人的不同，并且尝试与这种不同建立联系。池上善彦先生则提出“生活圈”的历史和空间维度，强调以人为本的慈悲原理。
在“重返马来亚”会议上听著孔莉莎的演讲以及几位观众提出新马两地应该建立solidarity的想法，不禁令我想起了从冲绳学到的“共生”理念。在马来西亚政治、历史、文化等论述中，我们长期在消耗自我与他者的连带感觉，反而一直强调差异性的凸显。无论是马来霸权论述或华社的抗衡策略，无疑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划分，而划分之后并从未开启对话或建立连结。另一主题演讲学人Abdul Rahman Embong在文章中也提及一直以来各群体所建立的文化地带(cultural zone)，如Nusantara,Alam Melayu,Melayu Raya,Indonesia Raya,Maphilindo等等概念，其实是推动者的民族意图(nation-of-intent)。1963年的马来西亚计划自然也是疆界划分的尝试（显然后来成功了），但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缺陷却一直未被正视，这也是为什么在圆桌论坛发言时，陈光兴教授提出“小心民族国家”的警告；而田英成老师（田农）则要求大家铭记7月22日为砂拉越的独立日了。
新马共生可能
新马两地在60年代成为了两个国家、两个政体，是否也因此塑造了“两种民众”？国家及政体之间运用外交策略互惠互利，而民众之间的交流和连结应该从何进行？去年505大选之后，在新大马人聚集在鱼尾狮公园抗议选举不公，事后20余人被捕，当中几位的工作准证及探访准证被吊销。后来一些新加坡人在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办了声援马来西亚人的集会(Singaporeans in Solidarity with Malaysians)，吸引上百人支持。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声援行动，虽然事后也有保守人士撰文攻击主办者，但这可说是新马民众建立共生情感的重要进程。新加坡近年逐渐形成本国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张力问题，在新大马人为数众多，但因为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相较于其他国籍的外来移民，在情感上他们却又是一群特殊的存在。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人对于新加坡的偏见依然存在。我必须承认自己在进入新加坡知识圈之前，也抱著同样的偏见，认为新加坡完全没有异议的声音，新加坡人都非常务实，他们皆以李光耀为傲，新加坡的学生必定没有批判思维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我碰见了年轻且有批判力的同学，并和他们组了读书会，也结识了如作家英培安这样独守亏本书店的文化人。我看见不少人为了争取基本人权所付出的努力，如移民经济人权组织HOME、粉红点(Pink Dot)运动等其他非政府组织。上个月因国家图书馆撤下了几本被认为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儿童书，好些作家为表抗议退出新加坡作家节的筹备工作或与国家图书馆有关的任何活动，也有人组织一家大小到图书馆楼下一起读这几本被撤下的书。我看见的是虽受限于国家霸权政治却仍勇于发声及实践的民众，这和马来西亚以及许多地区民众的目标是类同的。
对我来说，共生状态存在于民众的心理和地理感觉之间。南马民众与新加坡的依存关系，及他们对国家首都吉隆坡的认同是更为复杂且纠葛的。两国之间的互不理解，也渐渐让南马民众成为失语的群体。没有吉隆坡经验的大马人，或是离散在外的大马人，是否也能掌握话语权？常常在论述中看见本地学者批判旅台学者没有在地经验，也常在活动中听见本地评论者以一句“你不了解马来西亚的情况”来斥责外国讲者。这也和南马人被嘲讽不够本土且更亲近新加坡的思维如出一辙。我们该如何破除“在地”的疆界，更深入地去讨论一个“生活圈”的概念？是否能回到以人为本的原理，更宽心地与身边的同与不同建立共生连结？冲绳给我最大的思想冲击其实是大家努力地尝试理解彼此，即使许多人对冲绳当代史并不熟悉，却都把自己放到那个历史情境去了解“在地”。“重返马来亚”会议从50-60年代的历史意识作为联系新马印的纽带和契机，让人正视历史中一直未被解决的问题，如左翼历史、反殖的彻底性及民族国家的构成等等。从中，我们挖掘自身处于的区域与东南亚或亚洲的连结关系以及共同的思想资源，并思考如何与他者共生。在现实的抗争现场，我们可以冲得很前，可以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新”国家。但某些如鬼魂般不断重现的问题，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处理，历史的怪兽才会阴魂不散。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必须通过“重返”的姿态，持续的以“后见之明”回到历史脉络，才能把被压抑的问题一层层打开。也必须通过“重返”，才能发现，原来我们曾经那么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