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我离开马来西亚来到台北，到了9月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才算是留台生。之所以在1981年来台，也有其历史或政治决定因素。1981年，刚好是“在台中华民国”政府实施侨教政策三十周年。那一年，侨教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侨生将不得自行来台参加大专联考。换句话说，如果我不在那一年来台，以我的烂GCE成绩（连MCE都没有），这辈子大概无法成为留台生了；如果要当大学生或留学生，大概也只有念钱钟书小说《围城》写过的那间“克莱登大学”了。
这本《我们留台那些年》的作者中，跟我一样以个人身份来台自行参加联考的，只有“黄昏星”李宗舜。1974年秋，他没获录取分发，却仍“带著落榜的心情”来台，到台北车站前的建国补习班报名上课，翌年七月参加联考，九月进入政大中文系。那些年，外国人可以持观光签证入境，到期后延期两次，居留期限不得超过半年。当然，每次到外事警察局延期都得有正当理由。那些年，想来台湾念书的华社学子，如果不是独中应届保送分发或进入侨大先修班的，多半呼朋结伴，买张机票就到台湾来了。来台后，大多在罗斯福路公馆、木栅景美兴隆路、永和中和一带合租房子，再到补习班或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缴费注册上课，以合法居留及参加七月的联考。我自己二月到台北来，七月考试，估计若顺利考上大学，大概逾期居留个几天，应该无妨，只要有准考证，签证延期问题也不大。那些年，台湾外交部、外事处对侨生算是颇为友善的。
李宗舜的“神州兄弟”廖雁平当年分发台湾南部的屏东农专，但后来为了与诗社同志聚义台北，不惜休学准备重考联考，也是循此“自行参加联考”的管道；后来获录取政大哲学系。但是，到了1981年，对“侨生”而言，这是“自行参加联考”的最后一年，日后“此路不通”，“来台自行参加联考”的模式将成为绝响了。
此前，在五、六十年代，彼时台湾还是马来西亚的邦交国，除了“忠贞侨团”推荐申请入学，吉隆坡与槟城还跟香港等地一样，设有几所大专院校联合办理招生的考区。一九五十年“在台中华民国”公布“侨生投考办法”，1953年制定“侨务政策”，鼓励辅导侨生来台就读。1953年起，纳入美援计划，成为冷战时代的战略布局。1953年，白垚在香港参加入学考试，录取后为“第二届赴台升学的侨生”，搭“四川轮”抵基隆港，翌年住入台湾大学的侨生宿舍，两年后搬进“国际学舍”，这两栋建筑都是美援的产物。白垚的留台模式，多半也是那个时代星马留台生的模式。淡莹在1962年九月赴台，到香港乘搭四川轮抵基隆，因为晕船，“在船上躺了两天两夜”，住进的台大第五宿舍，“崭新巍峨，专保留给侨生”，显然也是以美援兴建的。1963年秋赴台的刘放，也是搭船来台，进入台大，住傅园侨生宿舍。
留台生的身份认同
1959年赴台的张子深（张寒，1962年政大中文系毕业）、1960年赴台的郑良树，及差不多同时期留台的“海洋诗社”与“纵横诗社”成员刘祺裕与黄怀云，或看看（吴均昌）、赖观福、潘雨桐，他们的留台模式应该相去不远。张、刘、黄、赖四人来台后，或参加征文比赛，或参与文学社团、办刊物、出版诗文集，相对于白垚“对当时当地热闹滚滚的诗战，淡然处之”，他们算是积极投入1960年代初的“自由中国”文学场域。1962年赴台的王润华、毕洛、叶曼沙，1964年赴台的陈鹏翔、林绿等人，先后成立“星座诗社”(1963)与创办《星座诗刊》(1965)，介入当地文坛的方式也跟刘黄二人差不多。星座成立，就旨在“解决今日中国诗里存在的问题，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现代诗”。19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体身份仍为“中国文学”--延异的“中国文学”，这群侨生身份的星座诸子在台的文学活动，普遍被视为“文化回归”（就像对“侨生”“回归祖国”的想像），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六十年代的留台生，除了一般出国深造者之外，固然颇有人因阅读台湾文学而亟思取经台北以实现个人的文学梦想，却也不乏视留台之旅为“回到中国文学的主流”者（如林绿等）。这样的“（文化）中国想像”，到了1970年代仍然投射在不少留台文青心中的那张文化地图上。温瑞安等人的神州诗社，即这样的一个对台湾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张贵兴语）的典型（或极端）案例。
1970年，李有成在槟城参加考试，分发到芦洲的侨大先修班后录取师大英语系。李有成的同代人余中生与黄良日，早他两年赴台。根据有成的记忆，他们从槟城出发，乘搭“航向台湾的慢船”，但有成来台时已有飞机从吉隆坡梳邦机场直飞台北松山机场，赴台留学进入“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时代。70年代上半叶与中叶，除了温瑞安、方娥真等天狼星社员，商晚筠、颜宏高、赖敬文、丘瑞懋、张贵兴等一票文青，都先后成为留台生。连1972年左右参与“文化乡愁与自我放逐”论战的赖瑞和也留台去了。可惜这本集子只收录了李有成、叶蕙、张贵兴、李宗舜与廖雁平的时代记忆。
1970年代的国际局势丕变，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也有了新论述。1971年，由于其联合国席位被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在台中华民国”“被迫退出”当年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终于“贼立汉不立”。后来简体字也取代了繁体字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版刊物《信使》(Courier)中文版的书写系统，渐渐“横行”天下。马来西亚在1974年和中国建交。美国则在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台湾关系法”(TRA)延续断交后的“美台关系”。台湾在国际政治上成为“亚细亚孤儿”的同时，岛内本土政治运动与文化论述渐渐冒现，这些自强与抗抵论述早在1972年点燃战火的“现代诗论战”就已见端倪，而以“乡土文学论战”(1977-1978)与“美丽岛事件”(1979)为高潮。在那些年留台的马华文青，刚好赶上宝岛“动荡的1970年代”，内心难免受到冲击，对自己的身份属性与文化认同，应该也有所反思。“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即在1973年成立。
文化乡愁与民族主义
大马在1970年代历经1969年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铺天盖地实施新经济政策，落实卜米（土著)主义，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备受打压，华社难免因应产生感时忧族的悲情主义与民族-文化主义。1970年代中叶，天狼星诗社成员带著文化乡愁与民族-文化主义赴台，与台湾岛内彼时因国家被迫退出联合国而弥漫民间的民族-文化主义氛围一拍即合，与大马天狼星总社决裂后重组神州诗社，在动荡的年代平地一声雷般崛起台北，后来更以“文化中国”为号召，出版《青年中国杂志》，一度百人结社，但也树大招风，温方二人在1980年被警总以“为匪宣传”入罪，被拘禁数月后出境，诗社遂告瓦解。“神州事件”也象征留台人对台湾“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破灭。不过，在台湾文坛迈入文学奖的年代，1967年来台的李永平、70年代来台的商晚筠与张贵兴正逢其盛，而且颇有斩获，实现了个人的文学梦，也令人对马华留台生的文学表现刮目相看。
“感时忧族”正是在1980年代--雾锁华社的马哈迪时代--留台生的文化意识或生命情调，这也反映在彼时在台在马的马华文学文本里。我在1981年底入学前后，常跟《学报》作者林年绿（林清福）到公馆的“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总会走动，后来担任文宣干部，编了几期《大马会讯》。翌年总会在金山举办干部训练，我代表师大大马参加，算是较深入了解了对那一代留台生的想法与同学会的理念。那年夏天，总会会长改选，选战激烈，结果彼时念政大的张永庆胜出，他找了一群优秀的干部，认真的做了点事。那些年，我们看到“大马旅台文学奖”举办，马来文小说翻译比赛举办，《大马青年》创刊，大马青年社成立，《大马新闻杂志》与丛书出版。这些活动与成果颇能彰显大马留台社群的“学术报国”理念。
马哈迪时代颇长，竟有22年之久。“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陈强华、王祖安、傅承得留台时，正是马来西亚的“动荡的1980年代”--党争、经济萧条、语文问题、教育问题、三宝山事件、茅草行动。同代人还有黄英俊、罗正文、黄雪艳、林建国、陈亚才、林福南、周美芬等。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总会、各分会、大马青年社的上述学术与文学“报国”的活动。罗正文在大马新闻杂志社出版的两本政论集，林建国编的文学奖作品集《三宝山的遐思：第三届旅台大马现代文学奖作品专辑》(1985)竟都是那些年的大马禁书。茅草行动发生时，台湾刚宣布解严不久，我在南部的中山大学念硕士班，台北的大马留台同学发起抗议活动，不过我并没有加入联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