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以前住在胶园里，每次灶火里的柴发出噗噗声响时——如果捡的树枝里头有熊蜂挖空做过窝，烧起来就很容易那样，火从被蜂蛀空的洞口喷出来，蓝幽幽的——母亲就会说:“火笑了，可能有人客来了。”
但我老家早就没了，早已不再烧柴火。要不然，我这趟回家，也许前几天火就灶口里噗噗的笑了。但她现在连我都不太认得了。
言归正传。
我是大学时候才开始学习写作的。
和李永平、张贵兴、李苍、张瑞星、温瑞安这些中学时代就开始磨练写作技艺的早慧文青来说，我的起步晚多了。我1986年10月入大学，第一年念的是农，第二年9月转入中文系，大概从那时开始摸索学写小说，但我那时对小说的技术完全不了解，也习惯性的写很多错别字。
那是1987、88年，有一篇很烂的小说叫〈剑客之死〉好像还得了那一届的旅台文学奖小说首奖，因为实在太烂我不敢收进自己的小说集。但同时我还写了篇小说〈非法移民〉，好像是拿去参加同一个文学奖，因为另一篇已经得奖，它就只好落选了。虽然一样写得很烂，但因为珍惜那题材，所以后来经过很多次的修改，一直到1995年方定稿，发表，后来收进我的第二本小说集里，虽然可能还不是很理想。
早期小说有的是处理我自己成长的经验，但那胶林里的恐惧并不那么好处理，〈乌暗暝〉(1995)和〈梦与猪与黎明〉(1993)是个中代表。两篇都修改了无数遍，〈梦与猪与黎明〉最终发表于同学会的特刊，被各种刊物退稿，参加公开的文学奖也都不得青睐，自己也不满意，因此一改再改。那时就充分感受到在台湾文学场域里写小说的背景负担。
念大学的那些年非常想家，与其说想念，不如说是担心。胶林里独门独户并不安全，而我还有多位稚龄的弟弟妹妹，和渐渐老去的父母住在那里。近年有一位对那环境熟悉的朋友开玩笑的对我说，现在要像你们以前那样住树胶园，需要一支军队来保护。
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旧家就这样渐渐的消失了，因此我一直羡慕我那些哥哥姐姐，他们离家多年，返乡后老家一直都在，一直到他们步入中年。可是对我(及弟弟妹妹)而言，离开意味著撕裂。那时我还很年轻，还不知道时间的力量这么可怕。
二十多年过去后，我才渐渐知道，很多留台人离乡赴台的背后，都有一个撕裂的故事，尤其是家境不好的。而留台人多数都是家境比较一般的，留学时都要刻苦渡日，不是每年寒假或暑假都能回家。如果你很早谈恋爱，如果你在家乡有个情人，而她不愿、或不能与你一道到台湾去，留台就像是个痛苦的成年礼，那种悲伤或许会延续一辈子。有的朋友留学时有家人猝逝，因怕影响他的学业，或因家里没钱支付他的返乡机票钱，而不敢通知他，知悉以后就崩溃了。
有的人藉写作抒发，但更多人选择沉默，甚至原来有写作的也突然放弃了，以沉默的硬壳把伤口封起来。那沉默也是很悲伤的。这可说是“文学性”背后的故事了，是强烈的情感经验。
马华文坛上叔叔辈的写作人如冰谷和章钦也是橡胶园里长大的，橡胶园的经验在那一代华人来说应该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英国人把它引进马来半岛后，它成了许多华人成长记忆的重要部分。王润华那篇我觉得不怎么样的散文〈天天流血的橡胶树〉，在80年代竟然还获中国时报文学的推荐奖。那时，那奖的声望可是很高的。
以上是收进这本选集的第一篇小说〈大卷宗〉(1989)背后的故事。但这些话好像是另一本书的介绍。因为曾翎龙原先想重印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那本小书出版迄今，刚好满二十年。后来计画的一个自选集，就叫《旧家的火》。〈旧家的火〉(1998)、〈土与火〉、〈火与土〉，也都是返乡的故事，也都有火。火的记忆太深了，那是悲伤也是希望。
最近的一篇叫〈火与雾〉(2013)。这些小说和私人情感的关系密切，比较抒情，用的也比较接近散文的手法。虽直接来自经验，但它的文学原型也许是鲁迅的〈故乡〉。那并不是文学模仿，而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有些人必须离开最初的故乡，永远再也回不去。故乡的火，只好移到梦里。
危险事物
接下来谈危险事物。很多东西都是危险事物，譬如火，女人，敏感问题－－513，土著特权，国语，皇室，回教，阿拉，马共都是。
写作有时也算。中国古代多的是文字狱，现代也是。1950年后的二十多年内，写作都还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判的罪比强奸杀人还严重。写作容易触犯禁忌，社会的，或政治的。有个优秀的大陆学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害怕写作》。他解释说为甚么同辈出了一大堆书，他写得少。他经历过那个写作是危险的年代，也见证了父母的恐惧与绝望。1950-1987的三十年间，在台湾，写作也是危险的，如果你的思想和政治当权者相违背。但台湾的危险当然远不如大陆，即使坐牢也没大陆那么久。李敖和陈映真都因为思想问题坐过牢，但陈映真不是因为他的小说坐牢。姜贵因《旋风》触犯禁忌，但也没到坐牢的地步。
有一本外国书书名就叫《写作的女人生命危险》。对女人而言，写作和婚姻、母职、父权等等都是冲突的。身为男人，这部份的负担少一些。
我是离开马来西亚才开始写作的，在台湾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写作，基本上是安全的。虽然反智的本土派有时会看不顺眼，认为我们不爱台湾，不以他们的方式爱台湾。然而爱应该有多种方式，就像热带水果的种类，你不能说只有榴梿才是热带水果，红毛丹、芒果、波罗蜜都是。
但经典缺席之类的言谈，对80年代的大马写作人而言还是危险的。
思考华人问题
说来奇怪，〈大卷宗〉就已经跟个人经验无关，全然来自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大马华人的集体命运。一如〈鱼骸〉。而1989年暑假过后，我就进入大四了，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
最近看纪录片《下南洋》，让我想起大学时代读过很多华人史的资料，菲律宾西班牙人对华人的大屠杀，印尼的红溪惨案、1965年的大清洗，马来半岛华工的历史等等，都很受触动。那让我去思考华人问题。
接下来就是可能让我在马华文坛为人所知的得奖作〈M的失踪〉(1990)。我自己也觉得写得不好，但那篇小说用后设技巧反讽的处理的，其实是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答南洋朋友提问的〈几个问题〉中提出的假设性的回答:只要出现一个大作家，写它几部具有南洋色彩的小说，南洋文学就成立了。就在之前一年，我写了自己的第一篇马华文学小论文〈马华文学的困境〉，结尾就引到郁达夫的〈几个问题〉。换言之，〈M的失踪〉是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小说版，经典缺席在这小说里表现为大作家的缺席，作者的缺席。
〈鱼骸〉(1995)是我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小说，比较钝的读者的阅读眼界可能就会被这两篇小说给挡住了。〈鱼骸〉〈大卷宗〉里都有马共，但早已超出马共的视野，而是企图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华人及华人文化问题。但我在台湾作为新秀而为人所知，是早两年的〈落雨的小镇〉(1993)，这篇小说的主角不是人物，而是雨，是落著雨的小镇。那时我人在淡水，淡水就是个落雨的小镇，冬天尤其冷得要命。离乡多年，早一年的〈错误〉，也已是个回不了乡的回乡故事。那是1992年，马华文学“经典缺席”之年。
〈鱼骸〉与其说是马共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处理华人、华人文化与中国之间的悲剧关系。骨头与祖国之梦，情欲，罪恶感，骸骨迷恋，离乡与自我流放。
〈鱼骸〉谈的人不少，但我也注意到那些谈论者竟然都没兴趣去查一下小说中关于龟甲的叙事。如果是我写论文，我一定会去查。小说中引述的“大龟四板”真有其物，我的引述是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这本书我大学时在台大总图书馆满是壁癌霉菌的地下书室翻过，南洋陆龟的龟版出现在殷墟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南是大部分南洋华人真正的原乡，福建两广都是中原移民的后裔。
我硕士论文自己摸索研究章太炎，为了弄清楚章太炎为甚么反对甲骨文，我花了些时间去了解近代以来的甲骨发现，及甲骨文考释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1994年写完硕士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谱系》，同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鱼骸〉写于1995年，也就是说，我的硕论(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完成的那一年，同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是〈鱼骸〉的背景。硕论正式出版已是2012年的事了。
〈鱼骸〉以台大中文系为小说的舞台，故事的主人公抱残守阙，我的中文系老师大部分都是那样的。但如果没有他们那样的专注，也许更一事无成。但我念大学时对我的老师非常不耐烦，认为那是精神的萎缩。对留台前辈只关注本科的学术，而对自身的南洋根源没有留下反思的遗产，也颇有微词。因为对中文系的死气沉沉不满，尤其是作为国学基础的声韵文字训诂之学的不耐烦，在学术上则追踪至晚清的章太炎，他是近代小学体制的创建者，但他也是真正的革命家，也是鲁迅、周作人的国学老师。而台大中文系，是戒严冷战的产物。在台大中文系担任二十几年系主任的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的乡土小说家。但自从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台大宿舍被暗杀后，他就闷在诗(私底下写的旧体诗，不发表，抄了送给年轻美丽的女学生林文月)酒和书法里了。那酗酒、疼爱美丽女学生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近年还有自命风雅的酒党)，那好酒的风气，据说也透过返马留台人传到大马来了。台大中文系的闷，也许从许寿裳被打死那一刻就开始了。那是个丧钟。从那一刻开始，中文系就变成黑白的了。文学院的沉闷，华人史的暧昧，这一切一切，都以我那时能掌握的文学的技术压缩进〈鱼骸〉这篇小说里。而小说里异色的光影，引渡自前一年(1994)出版的朱天文名著《荒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