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教育部派调了约二百多名不懂华文的教师到华校担任高职，华社认为此举将导致华文小学变质，受影响的学校打算罢课。此时我已从政，除了担任玻璃市州议员之外，也是马华中委兼马华中央教育局副主席，教育局的主席是时任部长的黄俊杰律师。当时，局势紧张，我自己也听到一些足以引起种族问题的传言。华团与华基政党逐有召集联席会议商讨对策的行动。各方面决定在1987年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抗议大会。
在大会之前，马华民行民政三个华基政党以及董总和教总的代表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会议，商讨举行大会的预备工作。当时代表马华出席会议的是黄俊杰部长、陈声新部长和我三个人，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受到一股紧张气氛。经过讨论之后，都认同要举行大集会，以示抗议。地点选在天后宫。
马华原定由我代表出席大会，因为教育局的主席是黄俊杰，他是部长身份，不便参与。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是云时进律师，我和云时进代表马华出席大会，我记得当时三个华基政党打算派出的代表是，我本人代表马华，民政代表是王添庆政务次长，民行党是陈胜尧国会议员，无巧不成书，添庆、胜尧和我都是钟灵的校友。大会迫近时，原已弥漫的紧张气氛有增无减，民主行动党后来决定改由党秘书长林吉祥出阵，马华也随著改由署理会长李金狮为代表。天后宫大会议情绪是高涨的，代表们都发表了激昂的讲演。
华社的大集会于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巫统青年团也拟在10月17日召集万人大会来回应。同时宣布将于11月1日巫统党庆41周纪念时，在吉隆坡召集50万人大集会。紧张的气息不断升温，使人忧虑。出席内阁会议的四个马华部长，回到党所，都满怀愁绪，接著代表马华在天后宫发言的李金狮，急速远走澳洲。
后来我在一书本中得到有关的资讯，那是一位退任高级警长JJRaj所著的书，他指出由于局势紧张，总警长韩聂夫与警方高层在福隆港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巫统拟议的50万人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必须禁止，否则会发生一场流血斗争，可能比513事件更惨烈。警方也建议必须逮捕那些在言论上使局势恶化的人士。
首相马哈迪接受了警方的建议，于是于1987年10月27日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106人，同时吊销英文《星报》和《星洲日报》的出版执照。
那是有名的茅草行动。所谓茅草行动就是一个大逮捕行动，遭到逮捕的人士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许多要员。大逮捕当天，我应邀在马六甲马华发表演讲，接到郭伟杰副部长的电话，他告诉我，大逮捕已经展开，叫我事事小心，因为我是马华中央教育局的副主席，而事件是主教育问题所引发的。演讲过后，回到旅馆，在床上反思一阵，江湖自古多风浪，既然人在江湖，就须面对江湖上的风风雨雨。
离开政坛
1990年马华党选前夕，原本要与林良实抗争的人马，因为李金狮的弃战而被排挤。政海多风云，自古已然，那是不足为奇的事。陶渊明辞官归故里的时候，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他离开官场时轻松潇脱。
因为，此时他可以心不为形役，不为五斗米折腰，过著逍遥自在的生活，乐琴书以消忧。为什么陶渊明可以这样自在呢？后来的人发现，他拥有田地百亩，衣食无忧。我可没有这一份幸运。我有三个孩子在澳洲留学，仅靠退休金，难以应付经济上的担子。我必须再谋出路，无论如何，都应该停止脚步，静下来作一些自省与反思，然后再开步上路。首先我体会到人世的冷暖，因为我属失势的人，有一小撮原本热情与共的人，冷漠以待。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了真诚的友谊。
自古以来，华人社会的传统是年轻时怀有献身社会，服务人群的儒家淑世的情怀，漏夜赶科场，治国平天下。
等到在政海遇到不测，甚至焦头烂额时，不得不辞官归故里的时候，便转而想到道家的教诲。
社会纷纷扰扰，政坛权斗莫测。为何不抽身离去，远离纷扰，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高山流水，清风明月呢！为什么不想想今生来世？离开政坛，赋闲在家的一年里，我曾静静地自省与反思。
从儒家的入世奋斗到道家的遥逍自在，同时也想到佛家讲的今生来世。但是我毕竟还在盛年，对家庭孩子的责任未了，我必须重新上路，因为我没有资产，也没有田地百亩，可与陶渊明一道诗酒自娱，息影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