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郑景贵的边际意识已有初步的认识。郑氏晚年居住香港，根据陈耀威访谈资料证实家中以粤语交流，儿女说广府话。在槟城的第三代，家人亦操粤语。只是没文献肯定他本人在家到底是说粤语、客家话或妻室的娘惹话。会馆会籍或可证明他的原籍。
略查阅1840至1901年在槟城的各类碑刻，得知在1894年极乐寺重建的碑文中，郑是五名理事之一。该寺供奉的神祇是超越省籍的神，故其籍贯尚未能肯定。在1898和1901年的“重修五福书院碑记”中，有提及晚年郑景贵（慎翁、嗣文翁）捐地之事：“旧址既慎翁承去…”、“增城郑嗣文翁”和“十二县人叙同乡”。广州府当时有否十二县的组合，另当别论。但他不独善其增城本籍，胸怀包容他县市却可圈可点。
根据陈育崧所了解，郑景贵发动拉律战争时，所拉拢的是说纯正广州话的“五大郡”：南、番、顺、东、香（山）。不管讯息真实与否，却也描出了郑氏跨语群和跨籍贯的倾向。因此，如在“增（城）龙（门）会馆”记录中，“郑景贵”的名字没出现于董事、理事局里，也并不稀奇。这也可能是他隐藏原语群认同的策略。边际族群，倾向于独当一面，乐众而不独乐。
在英属殖民地里，广（州）和邻近的惠（州）、和肇（庆）常相组广惠肇会馆，仅纳入操粤语的语群，因“惠州籍贯”亦涵盖客家言群。很自然的，这会馆不会推选粤籍客人，一名边际人，出任理事。在1878年成立于新山，由黄亚福主持的“广肇会馆”，就索性把惠州排出原有的广惠肇集团。郑氏是广东增城人，据陈耀威的引述，在增城县该时说粤语和客语的比例是6：4。那么，郑景贵到底是会说客家话的广府人，还是会说广府话的客家人？只好假定前者，赢面是超半。方言群认同所涵盖的不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行为如生老病死的习俗。陈耀威认为郑氏生前的家居的设计，没什客家韵味。
海山是粤是客？
义兴在1840年代的新山是潮州人的；在1860年代的槟城/太平，却是惠州又客又粤的；在1850年代的新加坡是各语群的。海山在同时代的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却一概被视为客家帮会。像追究郑氏语群背景一样，那两州府的海山头头也是亦粤亦客的边际人？
这个质疑，并非鸡皮蒜毛、吹毛求疵，更不是危言耸听。那是有所本的，那就是依据华人总商会的语群代表制度。在这制度下，议事的代表的组成，不是仅按照个人籍贯（地缘），而是以方言群做认同或合流，为根基的。一个方言群的组成或认同，可以包含外省籍的居民，如广东和（福建）汀洲的结合。它也可以排除同籍贯内操不完全声调的语群，潮州八邑、嘉应五属、广肇二邑、广州三邑和四邑等等。社会认同一方面具有融合性，也同时具有排他性。职是之故，便产生了“边际社群”；它可视为八面玲珑，但也是两边不到岸的社群。因之我们有理由相信郑景贵属此类。边际人该都会有自己一套应对的策略，如包涵。
被边缘化后的方言群，仍然不屈不扰，发愤图强而致称霸一方的，郑景贵和槟城的海山公司应该不是绝无仅有或硕果仅存的。上述有关海山公司的本质，须待有印上铭记的帮会腰凭或公司收锯，才能确定。
有关边际社群的身份，也得由广惠肇、惠州、增城、或增龙等会馆的会籍才能释疑。
无独有偶，似也来自边际的语群的义兴领袖，后又被举为甲必丹的陈亚炎（Chin Ah Yam，异于逝世于1846年的新加坡的义兴头头何亚炎），他的Chin是“陈”之客家音译，那是设籍惠州的客家人了。不过，他在1899年逝世时是葬于太平的“广东墓场”。若他在生时是落籍于广惠肇会馆，他应是广府人，而不是客家人。文献中却不曾见过“客家义兴”。难道客家一直来都不在义兴之内，而另立海山、松柏馆、仁和公司等？实在耐人寻味。
其实，郑氏原籍尚属次要，方言帮群常因时制宜，而改变结盟对象。重要的是，海山到底是纯粹的行业公司，还是保皇党的外围帮会？只在槟城？在其他两州府也是？若是，则帮会史从1800年至1890年，便得这样写：海山公司在1865年和大伯公武馆结合之前，是个纯粹的行业公司，倾向于保皇的组织。在那之后，拟制天地会的大伯公为海山提供保全服务，始正式和其他公司、帮会进行大规模的械斗。
表面上是行业垄断，亦可能是以夷制夷，旨在打击拟制洪门同伙如义兴公司。海山被查禁后，海记栈可能是个新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