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一种定义是,有关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也有人认为,政治是有关有价值的,可欲的有形或无形的东西的权威性或威权性分配。说白了,就是有关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手段,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这种现实主义的界定,确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以大马为例,新经济政策及去年9月14日出台的土著经济议程,就是一个实例。在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对立,也是种城乡利益分配的对立,也就是,执政党为泰党在这10多年来,都制定与执行利益向乡区与农民倾斜的公共政策,如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农民购买稻米,以至积累了大量稻米与财政赤字。可以说,这个民粹主义政策,虽讨好了相对多数的乡区选民,却得罪了城镇市民。可见民主与民粹常是一线间的。
只是,不同国家的民粹并不尽相同。与泰国相比,印度的民粹主义政策则是偏向以城镇为主的相对富裕阶层。这批相对富裕的人口,虽仅占了印度12亿人口中的20-25%,可却占用了大部份的公共资源,以至于绝大部份居住在乡区的人口,分享过少的公共资源,如许多乡区学校不足,设备奇差,孩童营养不良。
按知名的经济学家沈恩(Amartya Sen)与德雷兹(Jean Dreze)合著的《不确定的荣耀:印度与其矛盾》一书(2013版)的资料与分析,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人均收入、识字率、学生入学率、预期寿命、基础设施等方面,均远落后于中国。之所以,主因在于,印度的公共政策的轻重缓急顺序,过度倾向城镇居民,以至没有足够的资源分配给乡区人口。
比方说,政府以低于市价的电力供应给城镇,也补贴进口的石油让城镇居民受益,更长期执行多惠及富农与肥料制造商的肥料补贴,而仅仅是汽油与肥料补贴,便占了GDP的1.7%!此外,政府对利及富裕阶层的该征而未征的弃收入(foregonerevenue),也高达GDP的约5%!
在这种收支政策中,乡区人民便长期受到忽略。同时,印度的全国性主流媒体,内容也太偏向城镇居民,只关心城镇相对富裕人口的动态与他们关心的事务,而忽略乡区。(据知,乡区的信息内容,只占到主流媒体的约2%!)。这样的报导偏向,自然也无法引人注目到乡区的困境。可以说在印度,所谓的民粹主义,实为“富”粹主义,是亲富而非亲贫的政策倾斜。
在大马,“族”粹政策在实际上也是亲富而非亲贫的,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名为亲土著,实为亲少数特权阶层的倾斜政策。不然,何以亲土著亲了几十年,大多数土著依然贫困如故?
此书也提到,对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要慎用于印度;因为它量的是贫富距离,而在印度,许多贫困人口是贫困到三餐不继的赤贫,而非相对贫穷;此外,更须考虑及社会服务的到位与否。
因为,社会服务的有与否,可加剧或缓和贫富差距,而印度虽是民主国家,可吊诡的是,公共政策却是长期显著地偏向有钱有势企业与相对富裕,也是相对享有特权的20-25%的城镇人口,而其补贴政策,在性质上也是累退性(regressive),而非累退性的补贴。这些累退性补贴与弃收的收入,自也大大地削弱了对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按沈恩的看法,发展的目的是扩大人的基本自由与能力,而东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可印度却忽略了对贫困大众的援助与潜能的发挥,进而也限制了印度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有太多的人,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待遇,如种姓的、阶级的、性别的、地区的,族群的多种歧视。只要大多数人的潜能没能得到发挥,这个国家的进步自也有限。
印度是世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可人数最多的最弱势群体,却成了名不符实的民粹主义政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