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的时候，常到中文系请求旁听，多数教授亦欣然应允。讲授训诂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周老先生，学问渊博，儒雅风趣。周先生述其直系师承，竟能上溯至章太炎、黄侃两位大师。那时我们自然不解“章黄之学”要义何在，只囫囵知道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前辈鸿儒，因此对周先生就更加肃然起敬，听讲也特别用心。我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因此对周先生的精彩讲授，所得不过一鳞半爪。即便如此，至今也还觉得受益良多，感铭至深。
一日，周先生讲《庄子·逍遥游》，照例用贵州方言很有抑扬顿挫地诵读：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那时候，我只模糊知道长白山有个天池。但庄子说的南溟，应该不会是长白山天池，而是南方浩瀚的大海吧。这对生长于内陆、从未见过大海的我，无疑是极为开阔震撼而又新奇神往的意象。也正是从那时起，暗自将鲲鹏奋翼图南的形象铭刻在心，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乘风南游。
庄子世界里的南溟
终于，我来到香港，入读研究院。我想，这里应该很接近庄子所说的南溟了吧。毕竟，庄子远在哥伦布、库克船长航海之前，任凭驰骋想像，他的地理空间概念，应该还在“东至沧海、西极流沙、南达岭表、北抵大漠”这类范畴里面。所以，我认为自己到了庄子世界里的南溟，正如哥伦布坚信他当年到了印度一样。
而后到过台湾之后，我对南溟的想像稍有拓展，觉得孤悬海中的台湾，更像南溟。因此，粗知钱宾四先生的学行事功之后，在观谒中文大学妙境“天人合一”和台北外双溪素书楼时，也发出“南溟有道，亦为邹鲁”的感概。
后来偶然读到柳存仁先生的文字，有时署为“南溟堪培拉”，又恍然有所悟。对啊！从地理意义而言，澳洲不是比香港更符合南溟的想像吗？于是不禁又为之神往。
今年秋冬之交，竟然因缘际会，得到研究院的资助和许可，在毕业前往澳洲国立大学游学四个月。登机绝海，乘风南行，庄子当年的逍遥神游，大概与此类似吧。当然，在堪培拉看不见海，也没有庄子，但却有孔子和孟子。这里有一个类似唐人街的社区，我呼作“帝客城”（Dickson），区内竖立先师孔子行礼像。澳洲国立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名曰Menzies，本为纪念澳洲前总理而命名，这里的中国留学生译作“孟子祠”。其达雅传神，应该能与将Princeton译为“王子屯”相媲美。西秦有王子屯，南溟有孔子像、孟子祠，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意象与精神资源，可谓息息相通。钱宾四先生写《新亚校歌》，用“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一句，说的或许也是这个道理。
视野的豁达与恢宏
于是我似乎开始理解，原来北溟或者南溟，都不在心外，而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如果只求生硬理解，难免产生悖论：若北溟的鱼都希望化鹏飞往南溟，那南溟的鱼将飞往何处？这与“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西方人求生何处”这种疑问，其内在逻辑如出一辙。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条鱼，希望能化为鹏鸟，乘风远游。但到最后，又回归心中原本的浩瀚无极，经历一个由“自缚自解”到“无缚无解”的旅程。至此，我又开始敬服庄子的豁达与恢宏，自惭于多年来视野的逼狭与困窘。
身处南溟，中国相对地成了北溟。读书写文之馀，家国之事自然不能充耳不闻，闻则喜忧参半。堪培拉一个初夏的黄昏，当我沿北邦大道（Northbourne Avenue）信步而北，风扫枯枝，山雨欲来，不觉竟有几丝愁绪。我还没有庄子的豁达，倒有几许“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穷儒情结。联想近况，偶得拙句遣怀。很自然地，我又用了“南溟”一词。
薄暮即景
瘦影临风身倍瘦，愁云翳日雾添愁。
萧萧落叶知行止，寂寂清溪怅去留。
北域频传家国事，南溟空系庙堂忧。
秋深露冷哀黎庶，苦海长天寄蚁蝼。
附注：拙句本为七绝，草成祈教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科早川太基兄，兄谓两联已就，何不展为七律，以畅胸怀。遂以狗尾而续狗尾，再补两联。又遵早川兄建议，改“北郡”为“北域”，谨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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