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在中国皇帝制度时期已经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同时也是收存地方史料和“资治”的工具之一。在马来西亚，虽然没有这种传统，但修志无疑是有效保存华社文史资料和华人文化的方法之一。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产生了不少地方研究的著述和成果，但广泛搜罗地方资料的方志，仍然不可多得。为此，我们以小市镇为对象，钜细靡遗搜罗采集相关资料，参照中国方志体例和编纂手法，修纂深具本土特色的方志。为了贯彻这个理念，直凉成了实践的试金石。
直凉（Triang）位于彭亨州百乐（Bera）县，早期附属于淡马鲁（Temerloh）县，1992年2月1日百乐县成立，成为其县属之一。直凉除了符合上述小市镇的要素，它还是一个具有百年开埠历史的市镇，也是紧急法令时期最后一批成为白区的地方。由于直凉属于内陆市镇，不似与大城市比邻的新村，其形态变迁不大，基本还维持早期的样式，不致支离破碎，较易于拼凑出其原始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新华人移民史上有其特殊性。这里的居民主要为华人，其中高达70％为闽南人，闽南人中超过一半为安溪人，形成聚族而居的聚落。而直凉的庙宇、宗祠、社团和义山的存在，很明显地表示它已具备了早期移民聚落必备的元素，可谓是典型的华人移植市镇。透过文献征集、田野调查和口述采访，本志尝试将华人从移植到落地生根的全过程拼凑出来。
史料为主，论述为辅
由于时代国情的差异，中国方志修纂方法容有参照之处，但内容则不可一概而论。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我们没有传统包袱，一切从头开始，可自行底定体例。首先我们强调史料为主，论述为辅，不仅是资料的堆砌排列，也在全书之前撰有<直凉华人志略>一文加以论述分析，尝试解读资料的意义，提供一偏之间。其次将类型各异的材料，依据其内容编入相关的编目，而非机械式地按史料性质分类。涉及的资料类型尽量全面，涵盖传统文献，如：特刊、报章、著述和口述采访。目前较不为人注意的义山记录簿、社团会员名单、新村住户商号籍贯和姓氏等，也是本稿极为重视的史料。殊为可惜的是，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数十笔与直凉相关的档案文献中，我们依据内容摘要挑选出1950年代较为重要的五项，其中的四项竟然已经损坏，无法借阅，余下的一项归类为机密文件，不能公开。档案文献的厥如，是本稿的缺憾。
匮乏的华人史料
体例既定，下一步骤则为拟定编目，另一著名方志学家李泰棻曾谓：“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其旨在斯。”全志共分十卷，即舆图、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社团、教育、宗教、文化和人物，以及三个附录。
事实上，在马新一地，好些地方都在进行地方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有者已经付梓出版，如余悦胜编的《泗里街省华族史料集》（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编的《斯里阿曼省华族史料集》（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9）、《沙令地方史略》（古来：柔佛沙令村民协会，2009）、许世韬的《诗巫的古田芭》（诗巫：砂罗越古田公会，2012），以及张晓威和黄文斌著的《柔佛州华人地方志——古来再也县新村（第一册）》（八打灵：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2013）等是。
然而，这些史料集的文献资料基本上较为偏重于社团会馆、学校和宗教团体等的史略和发展，或者是地方的开埠史略，这些资料固然可以呈现华人社会的主要面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地方上华社的迁移史，方言群结构和活动、日常的生活礼俗，无疑是这些传统史料所无法展现的，这也是目前华人史研究中极为匮乏的史料。这些材料的获得必须依据地方的特殊性，并深入草根，接触当地人群，尤其地方耆老和乡绅，口述历史无疑是个极好的方法。除此以外，义山记录簿内往生者的名姓、籍贯和岁数；紧急状态时期新村内各户的名姓、籍贯和职业，以及街市商店的调查访问，无疑都是急需整理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也只有透过当地人的协助才有办法取得。
为此，本书某些内容或许可为往后修志之参照。首先是警卫团的资料，有关警卫团的研究成果目前仍然鲜见，我们很幸运地得以采访三位警卫团的成员，一位是直凉警卫团督察，虽然已经移民台湾，但我们仍然先后两次给他进行了口述历史，事后他还补上一篇自传，详述警卫团的情况。这些访谈稿和自传，让我们对直凉新村警卫团组织和活动有个较明晰的认识。另一位则是直凉区的队长，在给他访谈后一个星期就与世长辞，所幸透过其口述，直凉警卫团的基本面貌得以保存，这也反映了抢救文献刻不容缓的事实。另一位是警卫团的班长，也提供了宝贵的警卫团信息。
本土华人研究新趋势
其次，利用义山记录簿的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基本整理出直凉的方言群体和姓氏结构。义山记录簿用于学术研究，在国内还算新颖。就目前所知，仅有郑名烈使用麻坡永德公冢的记录簿作研究分析之用。从记录簿中发现直凉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安溪、永春和德化，基本确认是个闽南的村落。姓氏方面则以林、陈、苏、廖和余等姓氏居多，尤其是廖氏基本来自中国侨乡同一个村庄，其它各姓氏也存在这个现象。由此可见宗亲移民的痕迹极为明显，这是内陆以垦殖为主要经济活动之村落的基本发展模式，当垦殖面积扩大后，急需人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招揽同乡亲友，这与矿产开采以猪仔作为人力资源最大的不同。
其三，透过对住户的调查，基本确认出直凉新村两百多户人家的姓氏，这对姓氏分布结构的分析大有助益，可惜的是，省籍的确认只完成部分，否则还可据此分析方言群体的结构，以强化义山记录簿的分析结果。
此外，一些目前还没有进入学界眼帘的资料，如会馆会员名单、学校点名单，都是我们分析方言群体和姓氏结构的辅助材料。年鉴学派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就是采用地方上医院和治疗所的病历卡上的病例记录来分析地方医疗、人口迁移等问题。故此，尽量使用不起眼、最平常的资料，进行深度分析，将是未来本土华人研究的趋势。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其四，本志与国内一般地方志较大的不同点，在于有意识的搜集民俗资料，进行采风工作，诸如战前的吸食鸦片情况、童养媳、新村的日常生活等，所得固然极为有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个尝试，也是个起步，并可为往后开展民俗研究累积材料。地方资料的收集，如果仅及于传统社团、华校、庙宇、人物等材料，在现今的研究上，恐怕已经有所不足，而民俗是群众的生活相，尤其表现在中下阶层的庶民日常生活，进入宝山空手而归，无疑殊为可惜，如果不趁已届耄耋之龄的长者还健在时，探访整理出战前和战后老百姓的生活礼俗情况，随著世间的推移，这些资料将成广陵散了。
直凉不过是个弹丸小镇，却蕴含如此丰厚的史料，反映如此多的现象，在史料的应用有所推陈出新，这是始料不及的。囿于人力物力，本志无法如中国传统修志般钜细靡遗、求全责备，动植物的博物学领域和其它族群的资料，我们无法兼顾，这是本志不足之处。在书前的<志略>，对直凉华人进行总体的分析和论述，冀望能与文献史料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直凉志》的出版除了填补本土研究的不足，也希望能借此带动其它市镇进行修志，则于愿足矣。
寥寥数语，略表刍荛，是为序。
（本文为《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的序文，本书将于11月30日新纪元学院主办之“我们来写地方史”工作坊上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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