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晚上在与朋友讨论一些演出事宜时，偶然打开了教务处的邮件，得知经过一年的招聘，香港大学校长候选人终于有了结果。校务委员会委任了马斐森教授（Professor Peter Mathieson）为下一任港大校长，而随著邮件也附上了马教授五页的简历。起初不以为意，怎知消息传开以后，马上引来各方媒体的注目，以及港大教授们、校友们和学生们的轰轰烈烈的评论，其中港大医学院外科学系主任卢宠茂更把马教授批评得体无完肤。一周后，就连大马的中文报章也报道了这一“盛事”，而约一个月后的今天，还能在香港的报章上感受到对马教授的讽刺。一封邮件就让一个平凡的人，一夜间变成校园的重点话题。
他的资历成为了反对派的扬声器，五页的简历让人觉得是满纸原则性的空谈。针对他在医学界的成就，内行人认为及格，但谈不上卓越；五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医学院的院长经验，可以说不错，但不算资深。整体的表现尚算是差强人意。消息公布后的周五是马教授在校务委员会的安排下与众港大校友与同仁的初次会面。聆听会上面对最大的质疑无非是马教授的求职诚意，因为他在五页的简历“使命陈述”那一栏写道：“除了推动英国及国际临床界的专业发展外，我也将继续尽力帮助乌干达及其他发展中的地区”。港大同仁一致认为他曾向乌干达求职，而把发到该地区的简历挪用为港大的申请，甚至没有将“乌干达”改成“香港”，而引发了求职诚意的质疑。面对一连串的炮轰与质疑，马教授仍然挂著笑容，用“误会”掩盖这句话原本的涵义。相反地，在谈及香港当下的政治课题及政治立场时，马教授毅然回答了“会尽力维护大学的自由，以大学的利益为优先考量”。
为中国而立的精神
马教授的委任也在港大历史中富含历史意义，根据媒体的报道，他将会是港大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非华裔校长。然而，族裔不应该是候选人是否能当选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资历。资历不仅仅局限在前面提及的学术成就，当中最应该纳入考量的是社会经验，而马教授显然毫无与香港、中国甚至其他亚洲地区的经验，他的国际经验也仅局限在非洲这块土地。香港大学成立于1911年，经过一个世纪的洗礼，看尽时代的变迁，早已在香港政坛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香港这个城市，自上世纪40年代落入英殖民的手中后，也发展了其经济、政治和教育在亚洲及国际的重要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教授既不谙中文，亦毫无香港、中国这些东方的国际经验，他又怎样能完好地执行港大创校的宗旨：为中国而立呢？再看看港大的校训，明德格物，这两个词均出自于四书中的《大学》，意要通过积累知识进而去穷究事物的原理（格物致知），并彰显光明的德行（明明德），将它发扬光大，推己及人，让天下的人都能彰明其德，同归至善。这种中华文化的渊博与港大百年来的办学理念，对一个毫无中文背景的洋人来说，他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全解“明德格物”这四字的其中意？难道他期望在短短五年的掌校生涯就能理解五千年渊博的中华文化？而一个连校训都看不明白的人又怎能全力贯彻港大在这时代的重要使命？
说到校训，自然联想到校徽。2011年8月18日是港大百年的重要日子，当时我还没入学，然而却很难不知道这天对港大的历史意义。大学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自主开放自由的地方，然而当天的“戒严事件”却被认为违背了港大的特质，除了是徐校长卸任的导火线外，也反映了广大群众对香港大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受到动摇的忧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校友谈起当初的感受就仿佛校徽“明德格物”被劈了一半，劈开了一位港大学生该有的胸襟与抱负，德才兼备中的德也被剥夺了。
产生跨时代共鸣？
香港人一直秉持著思想开放，独立自主的精神，然而在委任校长这一事件中，外界也把当年818事件扯了进来，赞成马教授当选就因为他没中华背景所以也没政治的包袱，因此更能全面地推广学术研究，并维护香港学术及言论自由的特点。这些论点已经反映了香港人反共到这种盲目崇洋的地步。面对中国的崛起，港大也迎来更多挑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是绝不应该选择退缩，甚至逃避。相反地，正如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所说，港大应该要重新定位，贯彻为中国而立的精神，对与中国的发展关系提出更多的新思维，培育出更多人才，进而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虽说时移世易，但港大在这些时代的责任面前终始如一，无论是一百年前面对推翻政权的责任，还是一百年后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港大绝对不能退缩。平白让一个不懂香港，不懂中国的英籍医学教授来贯彻“为中国而立”这宗旨未免太过荒唐，更荒谬的是，而我们的学术与言论自由却要由一个不懂中华文化，中港历史和香港的社会运作的洋人学者来维护。早已不是校徽会不会被劈开的问题，而是有实质的校徽在这个时代，可能也只不过是个校徽，是个笑话。
虽然如此，马教授被外指平易近人，愿意接受批评，而与他共处过的教授们也立撑虽然他发表的论文不及港大前校长徐立之以及沈祖尧来得多，他的学术成就绝对能登上大雅之堂（有指他的论文曾经刊登于知名学术期刊）。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还有他上任后即将处理的一系列的问题，对他本人，以及对港大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他的想法，决策都对港大的未来以及香港与中国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实，除了这些例常的公事外，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个洋人的心灵，在中山公园荷花池旁孙中山的铜像以及他身后的“我有如游子归家”这几个字前，又能产生一种怎样的跨时代的共鸣？我并不担心港大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我担心的，更多是港大一世纪历史上和情感上的纠结，正如余秋雨在《废墟》中提及的，民族的郁愤，历史的感悟。我不希望到最后要落得抹去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的下场，尤其在香港大专院校激进的竞争下，更不希望看到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的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