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华人的聚落一般有两种，其一为自然形成的村落，在“新村计划”实行以前，马来亚的华人村落基本属这类型，散落于胶林四周或矿区，与马来村落相似。另一为“计划设定”的聚落，主要是指战后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断绝其情报和资源，而将华人以围篱集中管制所形成的新村，房子以并排比邻的形式出现。然而不论是哪一种聚落类型，其组织结构和生态模式基本大同小异。
华人聚落的出现，首要条件是有经济活动，谋生糊口不成问题，并能够取得基本生活资源，如米粮和日用品，华人就会不断移入，聚落雏形逐渐形成。
交通是重要因素
这里还必须考虑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交通便利与否。在公路和铁路还没有广泛铺设的时代，河道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故此一般早期华人聚落都出现在河岸或河口，水路成为当时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20世纪初以来，随著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修筑铁路和公路，加速聚落人口的移入，也为物质的输送提供便利。有趣的是，有者是沿著铁路步行抵达目的地。
谋生不成问题以后，随后就是群居活动和安身立命的需要。此时各类庙宇、义山和社团开始出现，至于哪一种先行出现，则视情况而定。社团出现是因为彼此间需要团结互助，须有团体来谋共同的权益，尤其是学校的创办，主要由当地的华团来筹办。庙宇则解决心灵寄托和信仰问题，一般上是华民在南来时将乡土神祇金身或分香带来，初时仅是因陋就简的安置，以后才逐渐盖庙供奉。义山则解决身后事情，虽无法回乡安葬，但至少不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华人最为关注的，故此，义山的出现一般上要早于庙宇和社团。即便聚落本身没有义山，一般也会在其附近设有义山的村落埋葬，如彭亨直凉周边的巴也朗和文德里。至于学校的出现较晚，这是先富后教社会发展的必然情况，加上当时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办校必须群策群力，一般都通过社团来组织号召。
在田英成的<成邦江的开埠与发展>一文中，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以潮州人为主的聚落发展情况。其中一批最早到此寻求发展的是郑姓人士，在此营商成功并担任当地甲必丹，并在事业有成后不断引进家乡族人前来垦殖经商，成为当地领导和大族。为了祈求平安，风调雨顺，他们在店屋后面建立小庙，并在1899年拆迁扩建为慈云阁。接著成立顺兴公司的社团组织，专事负责管理庙宇的香油和义山的墓葬事宜。1930年代初期为了让适龄儿童就学，倡议创办培侨学校，并成立树胶公会，征收树胶及日罗冬（树枳）出口捐作建校基金，并在1936年落实建校。至此，一个聚落的主要元素基本全数具足，庙宇和义山出现较早，接著才有社团，学校最后才出现。
同样的，在直凉的闽南聚落，其形成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先有华人进来收集林产品，继而定居下来垦荒，有者成功累计资本，数年后经营杂货生意。垦荒有成者也需要人手协助，故此又从原乡招引乡人，大部分皆是同宗的族人，形成以数个大姓为主的聚落。人口的流入，便捷的交通是重要因素，这里有个火车站，自1910年代以来铁路既陆续修筑，更为关键的是其旁为直凉河，成为早期的交通要道。1920年，华夏大会堂成立，并设有墓冢登记处，开始有组织处理丧葬事宜。1922年，日新学校也在华夏大会堂的推动下创办。1920年代商店也在老街逐渐搭建，供应日常所需。差不多同一时间，直凉最早的庙宇，供奉观音菩萨的青龙亭也出现。至此，华人聚落最基本的几个元素，都在1920年代逐一出现。
华人聚落基本元素
位于柔佛古来的客家村落士乃新村，也有大同小异的发展模式。在文斌和晓威编著的《古来再也县新村》书中提及这里是以垦殖农耕为主，由于拥有河港、铁路和公路的交通便利，而成为农产品聚散中心，不论是人员或货品往来极为便利。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已有大伯公庙，并在1928年和1931年先后出现两所华文小学。至于华团，出现的较晚，到了1947年才有江夏堂互助会，并拥有自己的宗祠和义山。
这些聚落的移民，还有一个较不为人注意的共同点，其移民方式基本属于亲属关系的宗亲网络移民。由于这些聚落皆是垦殖区，不似采矿区，在短时间内需要庞大的人力，垦殖过程是视乎垦殖情况增加人手，较少像矿区般，通过猪仔制度提供大量劳力。在这些垦殖区很少看到“苦力”，绝大部分来垦殖的都是邻里亲朋好友召唤前来，这是和采矿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如士乃新村，由于英殖民政府鼓励种植黄梨，当地的黄姓和蔡姓族人就引进宗亲前来垦殖，逐渐形成同姓集聚的村落。
至于往后新村的发展模式，基本就是将原有华人散居的聚落形式移近一个划定的范围内，事实上就是在原有的村落基础上发展而来，这里就不予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