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中华总商会2012下半年经济状况调查，许多中小企业与工业，并未从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计划中受惠，尤其是油气相关产业与伊斯干达特区计划等；且许多华裔也不认为大马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调查也发现，在中小企业面对的诸多问题中，政府政策、员工短缺，及运作成本与原料上涨，为前三大项。此处的政府政策自然也包括最低薪资制在内（见东方日报3月1日A12）。
按理说，政府政策，本应是促进经济增长，对弱势的中小企业，更应伸出援手；可在大马，反倒成为中小企业面对的最大问题，而这又与员工短缺也有连带关系。对于最低薪制，商会也提出，要政府展延一年，也要求把人头税、住宿津贴、水电、医药、保险、签证、归国机票等，纳入900令吉的基薪中。
大马与新加坡，中东的一些油气盛产国一样，均高度依赖外劳，故在推行最低薪资方面，也有颇多额外考虑。就大马言，扣除约130万的公务员外，在约1千1百万的劳动人口中，外劳便可能占了近1/3（合法者为约160万，非法者也可能有百多万以上）。这里的问题是，一是绝大多数外劳皆为廉价的非高技能或知识的员工；二为大马本国的劳动力中，也有约75%为非熟练员工，这就使两者处于直接竞争状态，形成了一个向下而非向上竞争的格局。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扩大贫富鸿沟
若本国劳动力多为有高知识、技能、经验的劳动力，两者问题可处于不同的经济活动层次；其后果将可能是，大马既可向上提升，又可保住低增值的产业与低通膨；与此同时，也可增加经济活力与政府税收。可大马的现实是，由于长期缺乏足量的人才，且外劳政策也摇摆不定，反而引发了内外资出走潮。这么多年来，许多外资，如日资、台资便已撤资，或缩小规模，进而削弱了大马的经济活力，也减少了体面的就业机会，如劳动力密集产业中的中高级行政人员，与关联产业，如印刷与包装的商机。毕竟，人多好做生意。
据此，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甚至增长与薪资也停滞，如近年的台湾。也因此，最近台湾竟致力于号召出走中国的台商回流，而且还提供他们超国民的待遇，如优惠贷款，招请廉价外劳的便利等。显见，这已是向下，而非向上竞争。
实则，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加剧竞争的格局下，许多中高收入与发达国，已流失众多就业机会；此外，技术进步，也会使就业机会两极化，即掌握新技术，与落后者间的收入差距，更在扩大。这都逼使多国不得不向现实（也就是市场）低头，放宽许多严厉的条件，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毕竟，现实是，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角与主要受益者，而富国的中产，则受到最大冲击，形成了极富极贫两端增大，中间缩小的M型社会。当代高收入国问题层出，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这M型化有关。
就高不成、低难就，眼高手低的大马言，由于更缺乏实力，其困境就在于，出台最低薪资制，有可能使外向型企业（如手套、家具），难适时适速地自我提升，如自动化与创业速度。反而有可能逼顾客另谋供应商，反正卖主又不止一家。据此，供应商恐怕也得另谋出路，在更具竞争力的国家生产，以保住顾客；无能出走者，就只得从生产、制造，转向海外定购内销，或关门大吉。实况是，不少本国厂商已不再本国扩张，而选择在外国扩张。
制定权交由各州
另一个少人提及的课题是，在城乡或地区间出现严重失衡发展的二元化现象，全国统一的最低薪资制，很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即人才、资本、技术、资金、就业机会，会更集中于强势地区，泰国就是一个发展两极化的例子。其政治后果之一是，曼谷与曼谷以外的阶层，形成了阶级对立。在中国与印尼，灵活在不同区域设最低薪资制，有助落后区追赶先进区，其情形如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用货币贬值来招商引资，促进出口，创造就业。
据此，大马也应把最低薪资的制定权，交给各州各适其适，而非一刀切。进而言之，经济发展策略、文化、教育、培训等决策权，也宜让各州地方高度自主，以便扬长避短，发挥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