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代经济,总是令人联想到债务,如日本的总帐面债务,巴高占GDP的200%以上;希腊、冰岛、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美国、比利时、法国等,也介于100%-170%之间。至于马来西亚,也高达53%,世界排名约23名。家庭债务在亚洲更高居第2位。
为何这么多国家债务这么高?这既有政治的因素,如政治人物喜欢长年发放小恩小惠,不想得罪人民,尤其是公务员,也有理论与思想上的强化作用。
政客难戒债瘾
大体上言,当代国家都要追求经济增长与充份就业。理想上言,最好是在温和通膨与温和利率的条件下,实现增长与就业,毕竟,就业是民生之本。缺之就业,就会出乱子。
本来,在二次战前,主流经济理论多偏向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可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政治人物,如1930年代的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拉、苏联的史大林等,为了加速国富兵强均不惜用政府透支的手段来催化增长;而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使得美国走上这条透支发展之路,这种政策路线,又得到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Keynes)的理论支持;结果,不平衡预算,便成了二次战后的常规政策工具。
按理说,不论是家庭或国家透支本应是暂时性的应急措施,不宜长用;惟由于当代经济已是种易于创造信用的纸币经济,政治人物就免不了会患上不用白不用的难戒债瘾;毕竟,给予比拒绝更能给人美好感觉,谁管得了日后的事,就如凯因斯本人所言:“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
对于债务,公债与家庭债务有个性质上的差别,也就是责任追究责任的差别。就个人或公司或债而言,它仅止于个人或公司(有限公司),而不涉及他人;可国债则是可转移给后代的债务,变成本当代人可为下代人创造债务的手段。本代人先享用,还不了就由后代人负责。这就为国家债台高筑创造了条件。
没白吃的午餐
至于应付债务的方法,则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法是加税与减支,如目前法国与美国便大搞增税,以至无祖国的富人与资本家大逃亡;在大马,政府则努力追税,以图增加课税对象。而希腊、西班牙等国,则因减支而引起大规模的上街示威。这说明了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若不能推迟给后代,本代就得付出代价。
除开源节流外,本币贬值与内部贬,也是可用手段,如1997-98金融货币危机后,马泰印韩,便是利用竞争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手段,来抑制进口,刺激出口。
目前,日本也想用大量发行货币来贬值日元的手段,来振兴经济。至于内部贬值(InternalDevaluation),是指调整本国薪资,降低生活水平来熬过难关,如目前爱沙尼亚与立陶宛(靠近俄罗斯),便企图用内部贬值来招商引资与刺激就业与出口。这都是向下而非向上的竞争自救手段。
其他手段包括:降低利率、以债还债、借债刺激增长(如当前大马所采用的)、外援(如1998南韩向IMF借了500亿美元),违约、战争等。历史地看,战争是往昔国家举债的主要动机,也靠战胜取得战利品来还债。而违约,则可招来被并吞的可能,惟当代不会出现被强占的事,较可能的是,谈判债务重组或减免,或出售国有∕国营资产∕事业。1980年代末起,大马便曾用大搞民(私)营化来渡过难关;惟资产∕事业出售后,日后便无产∕业可售。此外,政府也可把本身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加以市场化,即由使用者自付费,而非免费。
只是,不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会有代价;只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代价,承担主体也不同。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也就是货币贬值,是高债务的后果,也是政府用来抵销∕减少公债的,不可告人的税(称为通膨税)。在日本,政府则用低利率(零以下)的利率来维持还债力,若利率高涨,政府当场就会破产,如1980年代西墨西哥的实例。
日本能支撑高国债,主因在于95%为内债,若政府违约,很多债权人(日本人)就得破产。债务危机常与银行金融危机相伴,主因便在于此,除非国家把债务从银行转移到政府,如美国在2008后的做法。其性质是,赚钱入私人口袋,亏钱可归公。
总之,冤有头债有主,凡事皆有成本∕代价。就家债言,若一国经济大幅放缓,(在大马,则包括出口),人民收入剧减,或失业,资产泡沫也会爆破,债权人(银行)就也可能受穷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