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代经济，总是令人联想到债务，如日本的总帐面债务，巴高占GDP的200%以上；希腊、冰岛、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美国、比利时、法国等，也介于100%-170%之间。至于马来西亚，也高达53%，世界排名约23名。家庭债务在亚洲更高居第2位。
为何这么多国家债务这么高？这既有政治的因素，如政治人物喜欢长年发放小恩小惠，不想得罪人民，尤其是公务员，也有理论与思想上的强化作用。
政客难戒债瘾
大体上言，当代国家都要追求经济增长与充份就业。理想上言，最好是在温和通膨与温和利率的条件下，实现增长与就业，毕竟，就业是民生之本。缺之就业，就会出乱子。
本来，在二次战前，主流经济理论多偏向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可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政治人物，如1930年代的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拉、苏联的史大林等，为了加速国富兵强均不惜用政府透支的手段来催化增长；而1930年代的大萧条，也使得美国走上这条透支发展之路，这种政策路线，又得到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Keynes）的理论支持；结果，不平衡预算，便成了二次战后的常规政策工具。
按理说，不论是家庭或国家透支本应是暂时性的应急措施，不宜长用；惟由于当代经济已是种易于创造信用的纸币经济，政治人物就免不了会患上不用白不用的难戒债瘾；毕竟，给予比拒绝更能给人美好感觉，谁管得了日后的事，就如凯因斯本人所言：“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
对于债务，公债与家庭债务有个性质上的差别，也就是责任追究责任的差别。就个人或公司或债而言，它仅止于个人或公司（有限公司），而不涉及他人；可国债则是可转移给后代的债务，变成本当代人可为下代人创造债务的手段。本代人先享用，还不了就由后代人负责。这就为国家债台高筑创造了条件。
没白吃的午餐
至于应付债务的方法，则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法是加税与减支，如目前法国与美国便大搞增税，以至无祖国的富人与资本家大逃亡；在大马，政府则努力追税，以图增加课税对象。而希腊、西班牙等国，则因减支而引起大规模的上街示威。这说明了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若不能推迟给后代，本代就得付出代价。
除开源节流外，本币贬值与内部贬，也是可用手段，如1997-98金融货币危机后，马泰印韩，便是利用竞争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手段，来抑制进口，刺激出口。
目前，日本也想用大量发行货币来贬值日元的手段，来振兴经济。至于内部贬值（InternalDevaluation），是指调整本国薪资，降低生活水平来熬过难关，如目前爱沙尼亚与立陶宛（靠近俄罗斯），便企图用内部贬值来招商引资与刺激就业与出口。这都是向下而非向上的竞争自救手段。
其他手段包括：降低利率、以债还债、借债刺激增长（如当前大马所采用的）、外援（如1998南韩向IMF借了500亿美元），违约、战争等。历史地看，战争是往昔国家举债的主要动机，也靠战胜取得战利品来还债。而违约，则可招来被并吞的可能，惟当代不会出现被强占的事，较可能的是，谈判债务重组或减免，或出售国有∕国营资产∕事业。1980年代末起，大马便曾用大搞民（私）营化来渡过难关；惟资产∕事业出售后，日后便无产∕业可售。此外，政府也可把本身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加以市场化，即由使用者自付费，而非免费。
只是，不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会有代价；只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代价，承担主体也不同。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也就是货币贬值，是高债务的后果，也是政府用来抵销∕减少公债的，不可告人的税（称为通膨税）。在日本，政府则用低利率（零以下）的利率来维持还债力，若利率高涨，政府当场就会破产，如1980年代西墨西哥的实例。
日本能支撑高国债，主因在于95%为内债，若政府违约，很多债权人（日本人）就得破产。债务危机常与银行金融危机相伴，主因便在于此，除非国家把债务从银行转移到政府，如美国在2008后的做法。其性质是，赚钱入私人口袋，亏钱可归公。
总之，冤有头债有主，凡事皆有成本∕代价。就家债言，若一国经济大幅放缓，（在大马，则包括出口），人民收入剧减，或失业，资产泡沫也会爆破，债权人（银行）就也可能受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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