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5日，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与马来文日报《Sinar Harian》合办了一场“国家缺席的福利：行得通吗？Welface Without State”讲座会。其中，陈友信谈及华团与福利。
在当代，谈福利而不涉及国家，是行不通的，除非是很传统的赤贫国。谈到福利国，不少人以为，那是一种国家包山包海，无所不包、无所不保的保姆国（Nanny State）；其实，这是个程度与范围的事宜，且即便在发达国，也非铁板一块。只是，总的趋势是，随著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及民主化的进程，一定程度的福利社会化、国家化是难以避免的。易言之，福利政治化及政治福利化，是难以阻挡的。
其实早在1892年，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温和社会主义者S.Webb便曾说道，当工人阶级享有了选举权后，他们必定会在争取到政治民主后，进一步用政治民主，来实现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以便改善本身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这个福利政治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治福利化，也就是政党、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而把福利课题当作政治资本来操作。当然，资本家与雇主，也会对政治人物施压，以图抵消来自劳动阶级的压力，进而致成了一个选票对钞票的劳资斗争。
历史地看，福利本由家庭提供，或社会当作一种慈善事业来办，而国家通常只在紧急时期，才伸出有限援助。从性质上言，家庭提供的福利，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心理契约，如养儿防老。社区或社会提供的福利，则是一种施舍。可在当代，福利在性质上已被视为一种权利、一种应享的公共服务、便利。之所以会如此，自有一段从公民权利到社会权的漫长演变。
早在1890年代，德国便以法律的形式，出台了工伤、疾病与老年3项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制度。当时，其本义在于阻止社会/共产主义的扩张。由于效果不错，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台了类似的公共政策。在1930年代，美国也因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而出台了《社会保障法案》，以免社会失控。毕竟，饥寒起盗心，社会暴乱是人民普遍衣食无著，无业可就的必然产品。进而言之，从解决经济萧条的角度上看，让人民有业可就，衣食有著，也是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之一。据此，在二战后，欧洲诸国便逐步地出台了福利社会化、国家化的公共政策。
虽说福利政策是种易放难收，会自我扩张的政策，可不同国家间的差距也不少，如以社会支出（Social Spending）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瑞典、德国、美国个别为约31%、27%与17%。学者一般把瑞典与北欧称为高税率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体制；德国为中度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体制，而美国/英国则为较低福利的自由（Liberal）体制。至于南欧诸国，则较偏向民粹型社会主义，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则实践自助型保障体制。
从包容面看，北欧是全民型保障，英美是选择型保障，而马新港则较接近德国的就业挂钩型保障，也就是，就业与缴纳额与应享福利连带相扣的贡献与享有对称制，它缺乏社会互助的成份。
实则，即便是马新港，也是同中有异，如3地虽同样有公积金制，可新加坡是高缴纳额制，大马是中度，而香港则是低缴纳额制。香港65岁以上的老人可申请每月领取老人津贴，更有廉价的公立医院服务（约80%港人进公立医院），甚至有约50%的港人住在租金只有市价约30-40%的公共房屋！职是之故，即便香港是个贫富无度的社会，可社会却相对安稳，治安也不太坏。连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度最高的香港，也有这么大方的社会政策；可见，在提供福利方面，国家是不能缺席的。当然，这也是个程度的事宜，即福利化到什么程度，范围有多广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