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便与南印度、锡兰与东南亚诸国有来往。通常是在10至12月吹起东北季候风时南下，而在4至6月，吹起西南季候风时北归。在这空档时期，便滞留在海外，是所谓的住蕃。
早在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便曾来到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梵语Sri Vijaya的汉语音译）学习梵文，再到印度求法，后又到此地译经。显见，当时室利佛逝，是个研究佛教的重镇。义净还提到，在此处尚有一个称为末罗游（末罗瑜Malayu）的国家。据知，其地便在今日的占碑（Jambi）。显见早在7世纪，便已有Malayu这字眼，惟当时是指地方，而未必是指民族、语文或文明。至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马来人，一般认为，可能是几千年前，从亚洲大陆的云南，经由海路或陆路河流散开的。
就马来亚华人而言，根据有文献记载的资料，曾多次随郑和下西洋的回族费信（又郑和本人也是出身云南的回族本名为三宝，故也称三宝太监）便写道，在马六甲（满剌加）的居民“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又有些文献，也出现华人的字眼。《明史》的《真腊国传》中，便写道，“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据此可知，早在马六甲开国初期（1402-1511），便已有华人居留此地。此外，明朝的黄衷也曾如此形容马六甲的华人，“俗禁食豕（猪）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这里也突显出，伊斯兰已颇为深入民间。
尽管华人在本地的历史，可说渊源流长，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在19世纪之前，华人的人口规模依然颇有限。之所以，主因之一在于，1430年代后的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不但不鼓励中国人出国，反而严禁之，甚至称之为弃民。一直到1860年，清政府才被列强所逼，不禁阻中国人出国谋生。实则，在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菲律宾前后6次屠杀过总数10余万人的中国人；荷兰殖民者，也曾在1740年，在爪哇屠杀过3万余中国人，可当然中国政府皆不闻不问，此外，也涉及了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考虑。
进入19世纪后，随著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尤其是英国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进程，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也跟著升级，甚而至于用武力强制中国开放通商与移民。其结果之一便是，致成了华人的大量外流。
猪仔的悲惨命运
学界一般用推因与拉因（push and pull factors）来概括华人的移民潮。推因包括外国入侵、政权腐败、中国人口规模达到空前的4亿人、太平天国战乱等，而拉因则在于英荷殖民政府，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发展殖民地。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很不人道的契约劳工制，即“猪仔”贸易。这些猪仔（苦力），自愿或不自愿地被送上超载的帆船或轮船。通常，也被关在暗无天日与拥挤不堪的船仓里，有很高比率在几十天的航程中病死，或因故被抛入海中，或翻船而沉没，以至有人用“浮动地狱”来形容这个航程。
到了终点后，如槟榔屿、新加坡，则被关到也被称为猪仔馆的客馆／客栈中，以便当做货物被买卖。这些猪仔，多被卖到矿山或种植园，通常是光做上身，赤足，穿著粗布短裤，长时间地劳动。死在矿山或种植园的百分比也很高。一个常被引用的实例是，在1857年，有一批87人的苦力进入雪兰莪安邦开矿，结果是，2个月内死了69人！当年开荒垦殖的风险与苦劳，是当代人所难以想像的，而吉隆坡、怡保、太平等城镇，就是当年华人先贤，冒著伤亡惨重的代价开垦出来的。也难怪许多英殖民官不得不说，华人对马来亚的建设功不可没，是很有价值的劳动力。
另一个阴暗的史实是，这些签了卖身契的契约劳工，若能幸存下来，成功上岸干活，也可能因染上鸦片瘾而不得不续约卖身；此点，也可从英殖民政府的税收结构中一窥究竟。如在1898-1923三州府（槟、新、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其税收中，鸦片便占了约50%！在四州府（即由雪、霹、彭、森4州组成的马来联邦）这个百分比也通常接近20%！英人竟然能长期靠这种收入来运作！
从统治的角度看，自1511年葡萄牙攻下马六甲以来，便采取以卖制卖的统治方式，也就是，以同族人治理其族的甲必丹制度（Kapitan）。这一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方式，应是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成本相对少，收益相对大的佳策；实则，中国自汉唐以来，也采用过这种“因俗而治”、“以胡治胡”的间接统治方式。虽然，有人认为，这是种“分而治之”的离间之策，惟，它也未尝不是一种符合当时各族人民需要的“因势利导”之治。
甲必丹与私会党
大体上可以说，从1820年代组成三州府，到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首间华民护卫司署（The Chinese Protectorate）这期间，英人是经由甲必丹与华人私会党，来统治华社的，而私会党的领导层，也常与甲必丹有关联。本来，这也符合华社不愿受外人干预其内部事务的心理；只是，随著私会党不时闹事，外加上猪仔贸易等，英人终而从放任华社自流，转向意图提高对华社的控制，进而取消甲必丹制，与非法化私会党。这一政策转向，也间接地，催生或壮大了各类血缘、地缘、业缘组织的兴盛。可以说，这些合法组织，与私会党间，有著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在此之前，大部份华人皆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私会党。
进入20世纪后，本土华社，可说进入了一个从传统乡民社会（Folk Society）转入现代民族主义社会的新阶段。从性质上言，这个民族主义，可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它的产生，自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中国的动乱；被列强入侵；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宣传工作；日本入侵中国等。在这背景下，也出现了许多新式学校、报刊、组织等。如1930年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华社的性质。如从方言社会，转型为方言与华语并存的多母语社会。
又，大而化之地说，从二战后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则是华社从一落叶归根的华侨社会，转型为落地生根的本土华人社会的阶段。这个本土化进程，大大地强化了华人对本土事务的关心，也更积极地争取其身为本土公民的合情、合理、合法要求。目前这个本土化已基本完成。在争取这些合理要求的过程中，1970-80年代可说是受挫期与郁闷期；1990年代则因政府搞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小开放，而略解郁闷；进入21世纪后，则出现了内容更为丰富多元的，跨族群联盟活动新局面，这应是个可喜的变化；毕竟，新时代、新格局，要求新思路与新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