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成果往往不是单人完成，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更高处成就。
在论文绪论检讨前人研究成果，已是最基本的训练，然而就两岸的学术成果而言，呈现极不对等的情形。台湾的研究者常引用中国学界的研究，尤其中国期刊网检索与下载方便，虽然论文品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终究无法跳过；反观中国的研究者容易忽视中国地区以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字数所限或不易取得，终为憾事。每每到中国或香港参加会议，便常交流台湾的研究成果，提供台湾研究者已有的丰沛成果，使其不被忽视，至于对方能否参考，已非我所求。
尤其在台湾，工具书、编著、翻译等著作不能作为升等的代表著作，便少有人从事此类著作。
阅读西方理论若不能读原文，则仰赖中国的翻译，即便翻译的水准不一，学生多半求其方便，而中国在文集的整理、目录的编纂更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实则这些都是基本功，积沙成塔，没有这些基础的工作，就没有后续的研究成果，如《全清词》的编纂虽慢，但《顺康卷》一出，有词人、有作品，清词研究就能带动起来，后续于文献上的补订也能进行。
历史研究的基石
研究一位人物，除了整理、阅读其著作，能先为其编一简谱，对撰写论文必有偌大助益。以年谱而言，著有《戴名世年谱》的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即言：“年谱是一种博学著作，如果能做到底，非常有益，起码用处很大。”他又说：“博学的工作只有做深，才会有真正的用途。比方说人名的考证。我所翻阅过的年谱，不说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并不考证谱中所有人物的名字，甚或以字号为名。这样不但不便于阅读，而且与人物对不上号，与正名之道不合。更关键的是忽略了某个文士的生平。搞历史就应将人物的生活与环境、活动与来往，尽可能地串联起来。”
不仅谱主重要，由此延伸的交游与文人群体更是重要，年谱作为研究的基石，正是未来开展研究不可或缺的利器。再如整理文集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将已刊刻与未刊刻的作品出版，整理过程涉及的校勘、辑佚、订讹、考证，更是需要功力。何谷理（R.E.Hegel）说：“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很基本的一个功夫就是版本的掌握与辨析。”
以新近出版的金启孮、金适校笺《顾太清集校笺》为例，这是目前最全的顾太清诗词作品集，其书〈后记〉提到，张璋所编《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底本不佳，讹误甚多，卢兴基《顾太清词新释辑评》是根据张璋所编之书，所以讹误处亦错，注释亦由于不解满俗，错误甚多，胥洪泉《顾太清词校笺》针对卢兴基之误纠正颇多，但补辑仍不及《顾太清集校笺》，金氏父女为太清后人，致力完成作品收集与校笺，于满俗与制度又熟稔，笺释较佳，故应以《顾太清词校笺》与《顾太清集校笺》二书参照使用。
考证为立论基础
目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黄山书社都有系统地整理文人别集，进一步校笺，提供研究者最佳的文本，这些整理古籍的人有些是学者，有些只是出版社编辑，然其底子都不逊色，若单纯以论文篇数来衡量，恐怕便错过这些扎实的功夫了。
张宏生访问韩南（Patrick Hanan）时问到：“似乎考证是中国的传统，而分析是西方的特长。”韩南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考证同样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份，尤其是研究西方中世纪文学时，要大量阅读，精密分析，训练非常严格，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考据式的训练。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有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做理论批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考证。”
这些年常审查研究生发表会的投稿，许多年轻研究者常常忽视这部份，认为过于琐碎，或是为求方便草草带过，往往都使立论基础不够稳固，或是太过偏重于使用华丽的词汇论述，犹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实则久了也失去光彩。
工具书亦是，编好一本工具书，让研究此朝代或相关领域之研究者都能受惠。尤其明清研究，作家、作品数量多，资料庞杂，早年虽有“清代传记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提供研究者使用方便，然还有大量著作未为人所知，从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严迪昌、吴熊和、林玫仪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杨忠、李灵年编《清人别集总目》到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编成，提供研究者按图索骥的指引，近年更有《清代诗文集汇编》八百册出版，虽只是清代诗文著作之一隅，但已较以往更有利于研究。
我甚至认为写出一篇文章影响的可能只有相关领域，但编出一本好的工具书，引用与影响则更大。
研究者并非论文生产机器，在这求速成、求出名、求数量的时代，唯有静下心去做这些基本功，将更多有待整理的资料完整呈现在众人面前，也许并不闪亮，却是真正可影响久远的，也期许未来学界对这类著作的重视能有所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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