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国内19个商团，在双溪毛糯发动了一场有关此制的和平请愿，促使政府要全面、深入地探讨这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能引起的各类负面效应。（见《东方日报》1月16日A8）
对于最低薪资制，虽然有许多国家都有这制度，可在经济学界，却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课题。大体上言，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是个帮倒忙的政策，最应受惠的最低收入者，反而会受害最大，变得无业可就，是所谓的price out of the market（价超其值），除非这个最低薪资定得极低。
非市场派则认为，它有助于提升产业层次，平均化收入，及扩大内需；因受薪阶层收入有所增加，购买力提升后，自会刺激需求与投资。只是，这个假设有几个前提：一，是劳动力的供应出现短缺，使劳动力价格递增；二，这是就一国范围内言，一国若高度依赖外需（出口），而非内需，且其产品或服务若无特色或特别的竞争力，就易被区域化或全球化所挤压、边缘化。特别是，若其主要经济活动是低技能，低含金量的劳动力密集（Labor Intensive）产业。
三，国内公私部门一贯注重人力培训，有系统地使其国民或员工的知识与技能与时并进，进而经由产业升级，来维系较高的可持续的加薪。若否，全世界各国皆可借此灭贫了。
外劳为最大受益者
大马的情况则是，劳动力没有出现足以逼使薪资有序递增的压力，劳动力的素质也没有不时更新升级。
之所以，引进太多的廉价外劳是个主因，大马的劳动力近1300万，其中公务员占了约130万，合法外劳占了近200万，外加可能人数也高达200万的非法外劳，遂使得外劳变为最低薪资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可以预见，从事外劳产业（引进廉价外劳已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的业者，也会从中受惠。其结果，非技能性的廉价外劳，也会因最低薪资制，而更加愿意来马。
据此，大马的产业层次，也将持续固定于目前的低增值，高劳动力密集层次。
也就是说，这制度无助于员工技能向上、企业转型、产品升级换代、设备更新与产业升级。
反之，从事外劳产业者，则继续笑口常开，非技术性廉价外劳也会如常涌入。这对本土低技能劳动阶层，如受歧视或因种植园转为屋业发展，而失业的无特别知识与技能的印度裔，被逼铤而走险，使治安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中国，出台《劳动合同法》或最低薪资制，或多或少可逼企业从沿海转入内陆，以便纠正地区发展失衡，可在大马，外劳则阻断了这一发展。
其实，除了少数族群或低技能工，大马女性的潜能，尤其是家庭主妇的剩余时间，并没受到有效利用。他们其实是可从事钟点工或计件工的，且由于是知其背景的本地人，用起来也较放心。
不利打工族利商家
头脑醒目的人实可在熟悉的社区范围内，从事这一类促成互通有无的行业。这不仅可省些外汇，也有助于提高家户收入，甚至抑制通膨。毕竟，最低薪资制或多或少会加剧通膨，且物价与薪资，通常具有易涨难跌的价格黏性（Price Stickiness），很不利打工族，却有利商家。
至于应否把外劳人头税，各类津贴等算入最低薪资中，或此制只适用于“内劳”。则应本著基本人权与自然公正的原则来处理，即内外劳皆应一视同仁，惟由于外劳不须付人头税，这部份恐需另有安排；若非，本地员工恐会有怨言。此外，一旦实施，其他薪资超过最低薪资制的员工，其薪资恐怕也得有所调整，以免产生不平衡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