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局创立与成长的年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马、新反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等等，社会激烈变革与动荡的岁月。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它参与或见证了当年一些重大的人与事，这些经历在书局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上海书局的创立上海书局的创办人是陈岳书和王叔旸二人。陈岳书是王叔旸的姐夫，两人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府金乡县（现仓南县）。陈岳书在乡下只念完小学，中学都没有读完，而王叔旸则是上海中法通惠工商中学的毕业生。当时上海有一家“三友实业社”，这是一家由三位爱国人士，抱著以“提倡中国货，对抗洋货和日货，通过办实业救国”为宗旨的营业机构。
“三友实业社”不但自身办厂生产制造中国货，也积极推销他人生产的中国货。为扩大中国货销售的范围，陈岳书便受命带著中国货的样品，南下到暹罗（现今的泰国），经马来半岛、新加坡，最后到印度尼西亚的棉兰等地，广收订单，推销介绍中国货。
当年每次出差是由上海先乘船到暹罗，然后经陆路南下马、新各地，再由槟城渡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尼棉兰等地，最后才由原路回上海，每趟来回总得花上三几个月。为解除旅途中的寂寞，陈岳书就随身带著许多新文化的书刊和杂志，如《新青年》及张恨水的新派白话体的小说等，沿途阅读。这些以白话文书写新颖的书籍、杂志，当时在南洋十分稀缺，却受到很多当地华人的欢迎，因而有很多人委托他代为在上海购买。
1924年“三友实业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店”，陈岳书被委任为经理，王叔旸是一位读书人，见到托购图书的数量愈来愈多，认为在新加坡办一间贩卖新文化杂志等读物的华文书店，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有市场的。按陈岳书自己的说法“……我在1923年2月间南来新加坡。与王叔旸君等数人，筹组上海书局于新加坡水仙门大葛街13号中华商店内进的楼上。
1925年12月1日开始营业，颇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识青年读者们的欢迎和支持”。取名“上海书局”，不但因为书籍的主要来源是上海，更因为上海是当年海内外知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对读者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这间创立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不以星洲或其他南洋的地方为名，却取名上海书局。
巫、英教科书出版
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海外华人对新文化刊物有殷切的需求，带来商机，才有上海书局的创立。而上海书局成功的商业模式，也带动其他书局加入供应新文化书刊的行列，扩大了新文化书刊和思潮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影响。
尽管上海书局一直都是把它出版业务的中心，尤其是出版华文图书方面，放在香港上海书局，但马、新上海书局并没有全盘放弃出版的任务，只是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马、新两地的上海书局有意识地只负责出版其他语文的书籍，及本地有特别需求的华文书等。
50年代中期，马、新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强认识和团结马来同胞是当时的形势，也是对华族和华社的政治要求。因此，学习马来文，了解马来同胞的文化与风俗习惯等等，是马、新华社的共同号召。配合著形势的需要，1957年起马、新上海书局，就投入到出版各种学习马来文，介绍马来文学译著的读物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出版物里有林焕文编写的适合成年人自修的课本，还有赖群进的《爪威拼音法》，傅超贤的《新闻选译》，杨贵谊的《名人演讲录》。
其中最受赞颂的是1958年林焕文编写的《简明马华辞典》，及其后由陈蒙鹤、赖群进、吴高德和曾松华等4人合编的，傲视本地华马字典多年的《华马大辞典》。1961年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自治政府里当选上台执政，那时行动党的口号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达到独立的目的，因此马来语被定为国语，公务员的升级，国语考试成绩是审核的条件之一，因而在全岛掀起学习马来语的热潮。《国语月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1年9月创刊。《国语月刊》是当时市面上唯一以华语为媒介语学习马来文的综合牲期刊，内容包括马来语法、词义分析、会话、文选等，是华社学习马来文不容忽略的出版物。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国家的语文政策改为积极提倡英文，学习马来文的热潮便逐日下降，《国语月刊》亦无可避免地宣告停刊。
1962年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科学课文纲要，重点突出对本地动、植物知识的介绍，及强调通过动手实验和实地观察的方式来传授科学知识。当年在马、新销售的英文科学课本，都是英国或澳洲过时的英文课本，内容不但呆板和说教，所介绍的动、植物，多数都是本地学童所不曾见过的外国动、植物。当时上海书局赶在1963年出版英文小学科学课本《NATURE STUDY》，全套6册由一年级至六年级，供马来西亚的英校采用。
这英文科学课本，反应和销量都超出原来预料，还得再版加印才能应付。一年后，就有泰米尔文和马来文的出版商来洽购这套课本的版权，出版了泰米尔文及马来文版的科学教科书。上海书局就是在这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涉足英文教科书的出版。华文书店不但出版英文课本，还授权出版马来文版和泰米尔文版的课本，这现象可能是至今唯一的。
华文出版方面，由于重心在香港，马、新华文出版物，较多的是一些幼稚园课本和学生课外补充读物。70年代，中国文化革命达到高潮时，所有中国的出版物都充满了革命的口号和宣传的字句，连词典也不例外，导致没有一本中国版词典能获准在马、新销售。为了解决马、新市场的需求，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我局就参考中国的词典，进行消除革命和宣传语句的删改，并增添一些海外常用词语，如“巴刹”、“甘榜”、“舢板”等等，在70年代末出版了《现代华语词典》。出版以来反应良好，多次再版，累积印量超过十万册。
书局离不开苏丹街
在文学图书方面，值得一提具有份量的华文图书，是1979年出版的“马华文学60年集”。这是李今再和方修两位先生商定，以马华文学初创的1919年到预备出书的1979年的60年间，选取这期间的重要马华文学作品，以作家为单位，每位作家选一个集子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胡愈之散文集》。1979年文集陆续出版，但销路和反应都不理想，直到1980年只勉强出版了10种，就停止了。
吉隆坡上海书局创立于1926年，设于苏丹街中华第一商店内。1935年第一次扩大业务，迁至苏丹街31号。1942年日军南下占领了新、马，上海书局被迫停业。战后书局恢复业务，仍旧在苏丹街117号经营，直到1958年才迁入客属嘉应会馆大厦的现今店址63号C苏丹街，直到如今。
书局几次搬迁都离不开苏丹街，看似巧合，其实背后有很现实的理由。90年代，上海书局也曾经在吉隆坡另一个华人集中的“半山芭”设立分店。尽管那里市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其他各种行业都生意逢勃，但书店却冷冷清清，一直赔钱，维持了6、7年，最终以关门收场。另外吉隆坡的商务印书馆，早期也设立在苏丹街附近，后来因为租约期满，搬到吉隆坡另一个更热闹的街道，店面也更大，大家起初都看好，结果没有几年，在不断赔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搬回苏丹街一端的“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楼下的一个角落。（上）
按：本文原刊于《学文》杂志第二期，经作者及杂志同意选刊部份内容。文章下篇将刊于明日《东方日报》名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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