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大专法令》（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1971，UUCA）一直是我国学生运动最关切的中心议题。近期国会迅速通过了《大专法令》修正案，修改法令中限定大专生政治及结社权利的第15条文，并恢复大专生的政治参与权。本文且不论国会通过修正案的方法是否儿戏，但此举实可称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小开放”。经过这许多年的对抗与斗争，学生运动长期性的施压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修正后的《大专法令》是否已将其“恶根”去除，使法令成为我国高等学府迈向顶尖的仙丹妙药？遗憾的是，《大专法令》的制定原意乃钳制大专生与教职员的批判意识，与破坏高等学府和社会的关系链，让大学与社会大环境中脱钩，变成不可侵犯的“象牙塔”。无论政客们如何修改《大专法令》，只要法令存在的一天，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不可能存在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府中。
学生自治：学习领导与思考
大学除了是传授知识的园地，即是创新与培育新知识的温床。其中，开放的思维、独立的思考与无拘束的探讨乃顶尖大学所必备之条。若非如此，大学只不过是中学的延伸，毫无特别之处。学生自治让大专生学习管理与参与决策，从而提升大专生的思维及领导素质。倘若大学没制度培训新一代的责任与承担能力，他日如何将国家交托于他们？也许这正是为何我国问责文化低落之本因。政客可胡乱放矢、挥霍公款却安然无恙；不管真理，只比拳头大。
相较国外，2005年美国密歇根州一位年仅18岁的高中生成功当选希尔斯代尔市市长。年轻的塞申斯秉著对政治的热忱，沿家挨户不断地向居民阐述自己的执政方略，最终以真诚感动了选民。试问，我国青年有此可能吗？
修正案中并未提及《大专法令》第六项第48条，将摆设性的“学生代表理事会”恢复为拥有实权的“学生会”。回顾1970年代，马大学生会为我国培养了许多社会领袖，也是社会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然而《大专法令》的制定却剥夺了学生会的决策、行政、财务与管理权，将其矮化成校方的傀儡，也一并抹杀了大专生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纵观我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发展，《大专法令》制定后政府逮捕了许多学生领袖，并解散当时极为活跃的马大华文学会；终止了第三波学运，也让国内学运步入20多年的寒冬。
大专生参与大学理事会（senate）的权利也并未包括在此修正案中。根据《大专法令》第三项第17条指出，大学理事会乃大学最高的决策单位，负责大学的一切学术与行政事宜。成员包括正副校长、各系院长与教授，而无一席之地的大专生不具任何话语权。
大专生是校内最大群体，因此其声音具有一定的重量，也须被重视。国际上许多著名高等学府，大专生在大学理事会都有一定的代表权。这可视为意见传递的管道，将大专生的声音带入决策单位，使之制定与实施校内措施时可考虑得更为周详。一味的将大专生排除在决策单位并非保护他们，而是愚化他们，使其成为工厂制造的罐头。
在自由与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下，今日的大专生已不明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除了求个一官半职之外，就没有所谓的社会义务了。大专生必须重新纳入大学的决策单位，重新被培训、学习如何独立思考与批判，重塑大专生“时代的眼睛，社会的良知”的角色。
学术自由：废除行为操守协议书
此外，恶名昭彰的行为操守协议书（Surat Aku Janji）是否随《大专法令》修正后取消，抑或将继续像紧箍咒般钳制著大学教职员与学生的学术与言论自由。所有大专生与大学讲师都需签署此协议书，一旦讲师或学生批评政府或校方事务，将可受到对付。犹记得2007年北方大学两位讲师，阿兹里拉曼博士（Dr Azly Rahman）与其妻子默迪亚拉博士（Dr Mutiara Mohamad）因拒签行为操守协议书而被开除，只好到美国大学教书，突显本国大学当局注重讲师的效忠多于学术表现。
前国际伊斯兰大学阿兹巴里教授（Dr Abdul Aziz Bari），以本身学术专业批评雪州苏丹介入宗教局乃违宪做法引起轩然大波，最终阿兹巴里为捍卫学术自由而愤然辞职离去。《大专法令》违背学术精神的项目千百种，倘若高教部真有意愿改革应立即废除俱恐吓性质的行为操守协议书，以便释放被囚禁已久的学术与言论自由，让大学讲师与大专生重新参与社会，谈论国家大小政策，带领社会舆论。
学术政治非行政政治
此外，《大专法令》修正案也检讨高教部长的权限。依据《大专法令》第二项第3、4条，高教部长拥有大学校长的实质委任权，也是校内所有争议的最后仲裁者。然而高教部长乃政治人物，带有极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部长主要职责应在于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非介入大学的日常运作。
基于大学自治的理念，大学应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以避免其他势力阻碍学术发展。当政治意愿像现今般直接介入大学校长委任时，必然将由上而下的腐蚀学术专业，并政治化大学行政，影响教职员升迁。在五斗米之考量下，学术正确将远远比不上政治正确，明哲保身思维早已在国立大学讲师群体中蔓延。为改善此现象，校长人选应公开招聘并以大学理事会共同商议的决定为依归，并非部长一的己之念所主宰。
须强调的一点，大学应鼓励学术政治而非行政政治。“政治”可以是探讨的对象与自身的选择，但绝不应该是大学管理与行政的取向。
让教育回归教育
《大专法令》已存在了40年，也荼毒了我国高等教育整整40年。这漫长的岁月已把摧毁了大专生与社会的牵绊，成功地将大专生噤声。这次的修正案恢复了大专生的结社与政治权利，可算是国内大学回归正轨的第一步，但仍离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精神尚远。
政府声称害怕政治渗透校园会对大专生带来不良影响的当儿，却早已暗渡陈仓将大学行政高度政治化。大学的升迁制度不该依据政治信仰之颜色，应以学术成绩为唯一评估标准。最为重要的是，讲师须从言论地枷锁中脱出，重拾那被阉割的学术精神。
其实，民众与高教部须了解《大专法令》本质上出现的问题。倘若不一劳永逸的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迟早将积重难返。只要此满目疮痍的法令尚存，我国若想拥有顶尖的高等教育学府乃是好高骛远，美丽的幻想。
作者：江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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