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大选逼近,许多积累已久,或久拖未决的课题,已不得不有个交代。其中,已争议多年的“最低薪资制”,也可能即将出台。
对于最低薪资制的好坏,在经济学界并无定论,大多数市场派经济学家主张,它其实弊多于利,且对最弱势群体最不利。之所以,它会使雇主减少聘请低技能者,导致这群低技能者找不到雇主。伸言之,是“帮倒忙”的政策。
只是,由于这不是个单纯的经济课题,而必须考虑及社会政治因素,因此制定最低薪资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连最资本主义的香港,也出台了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港币28元)。在这种潮流与社会政治压力下,大马或迟或早,也免不了得出台这类政策--尽管新加坡并无最低薪资制,且市场在这方面的需求也不强。
就大马来说,问题不在于应否制定这制度,而是在方案的细节中,如:
一,定在哪个水平?如是800、900还是1,000令吉。二,适用范围有多广?
如是否全国一律,或应有地区性差别?若否,相对落后的地区将对人力资源失去吸资力;此外,移民劳工与本国受薪阶级应否同工同酬?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应该如何控制外劳流入的数目?若非同工同酬,聘请外劳的工资水平,显然是供求所决定的;而对外劳的需求高低,则与本地人工资的高低息息相关。
最低工资治标不治本
按官方资料,在大马的约1,200多万工作人口中,外籍人士占了近10%(实际上恐怕甚至超越20%),由于占比例太高,若不事先处理好这个问题,最低薪资制可能会带来不少意料之外的后果,如黑市劳动力市场、外汇流失等,或达不到产业升级的目的,而女性就业率也未必会提升。
进而言之,要实现可持续的加薪,最基本的条件是产业升级;工作人口的技能、生产力与素质也须不断提升;否则,薪资增长将是难以为继的。不然,世界上早就没有贫国了,每个国家只要制定最低薪资制,穷人就会一扫而光。只可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何况,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进展的时代。这个全球化,基本上是个较有利资本家、投资者,而非受薪阶层的进程。实则,对发达国家与中高收入国而言,若他们不搞真刀实枪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改革,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对不愿推动实际改革的国家,最低薪资充其量也只是一时的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若大砍必需品津贴或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交通等),加薪再多也会被抵销掉。
实事求是地看,这20年来,许多发达国的实际薪资水平停滞不前,失业率也高居不下;大马也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十多年,主因便在于全球化的资源重配置作用,及国内缺乏有效的必要改革。
当然,就大马来说,薪资停滞不前,尚有一些特殊因素,如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受箝制;就算组成了,工会也受压制、收编;所有职工中,加入工会的仅占约9%;过度依赖与受制于去留不定的外资;政策偏向大企业(包括政联公司(GLC)),而长期忽略中小企业(SME);留不住人才;太多期待通过关系不劳而获的“寻租者”(rent-seekers);既得权益者爱搞快速致富的虚业,而非需要长期努力与经营的实业等。这些都压制了劳苦大众薪资的合理性。
薪资水平受压迫,受薪人口(占工作人口的约75%),在整体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仅为约28%,企业则占约67%(馀者为政府)。在发达国,受薪人口在国民收入的占比则通常为50~55%。也难怪在大马,有约52%家户的月均总收入依然在3,000令吉以下(2010数据显示,全国家庭总数为约600万户,一户平均4.4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