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书写“往事”，追忆过去，笔锋带情，文字带泪。要把过去那些磕磕绊绊的人生经历付诸文字，这当 中仰赖的是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情怀。如耄耋之年的老人，坐在明窗净几的书房内，向后生小辈娓娓道来，或一段曲折的历史的讲述，或仅仅是本人当下幽微的情 致。说往事的姿态有些沧桑，绵长的时间给故事带来几许风尘。这当中或许有激情，有怨怼，也有感伤，却已经“回不去了”，因此也有些释然。
已经过去了的那些欢乐与悲伤，在语言与文字中复活、生灭。近期我读到最好的“往事”体记述，除了《听杨绛谈往事》，要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及《最后的贵族》了。
章诒和以《往事并不如烟》轰动文坛，文中细数了许多中共的秘辛，及作者记忆中一些所谓“右派”长辈们的生平故事。我手头上在阅读的2004年牛津版 把书名更为《最后的贵族》，据章诒和的序言说，此版比之前人民文学版更为完整而没有删节，也经过补充和修改。一本大书，读起来不易，需要消化并反刍的细节 太多了。对作者与读者都有一种时代的沉重感。然而这沉重感，却是我们都应当要经历的，就算不经历，也必须知晓，因为里头有太多的人性，供我们学习。
作为“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人生经历也与这“右派”脱不了关系。“左派”和“右派”本是政治上的名词，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但在那个人们 不能自由选择政治立场的年代，政见有异，就代表反革命，就有罪。这样的逻辑错误造成很多优秀的文人、知识分子及艺术工作者牺牲在时代的洪荒里，而文化大革 命则让这个错误升级到了以政治暴力谋杀人类良知的这个荒谬情境上。
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序里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纪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父 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除了史良，个个心比天高、命如纸 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不可想。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该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 藐视。”
这当中所说的，无任何偏见地看待一个“人”，才是人类未被污染的，良知的根本。
2006年时报出版的《伶人往事》则记录了八个京剧伶人－－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叶盛兰、叶盛长、奚啸伯、程砚秋的往事。他们都是当代的京剧名 伶，或为旦角，或为小生、老生，或为京剧琴师，都是一个时代的出众人物。他们风光一时，却也经历人生的风暴。共产党执政的40、50年代，他们都经历了人 生大转变，大部分也被判为“右派”、“反动权威”，经历政治迫害，被党批斗。余生堪苦，其中言慧珠自杀，杨宝忠冻饿而死，其他的皆生活境遇潦倒，至死不能 圆满。
艺术是否反动？
《往事并不如烟》让读者搁下书后仍感觉一种遗恨；而《伶人往事》则让人看到一种有尊严的艺术美。在这些伶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对艺术的坚持。不管自身受到多大的苦，在艺术里，自己仍可以得到慰藉，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
人们惯常说“戏子无情”，在历史上也常把伶人视为卑贱的行业。也只是到了近现代，“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才广泛被大家接受并认可。在这之前，社会仍 阶级分化十分严重，抑此扬彼的情况时时出现。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惯于从人群中寻找自身的差异，借此肯定自己；也惯于从分化他人当中得到快感，从批评别 人当中得到乐趣。这些属于人类的“劣根性”不仅很难根治，在遇到权力或贪欲蛊惑的时候，更容易走向极端。悲哉人类！社会纷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
在《伶人往事》一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代人的审美观点。看戏（书里指的是京剧），对观众与演员本身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情感的共鸣使通俗的表现形式具备 了艺术美，艺术美引向灵性的极致。而这些，恰恰都是共产党不容的，在“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口号下，弃穷苦人民不顾，自身追求享乐，就是背叛，就是走资本主 义，也是反动，反革命。艺术家通常因其才情洋溢、性情耿介，更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群众批判的目标。
不仅是伶人，很多文人因其学养使然，并不怎么信任政治，也因此被批判为“政治思想不正确”。在那个时代，没有所谓开放的、中庸的中间地带，是与非， 赞同与反对，成为自己支持国家与否的凭证。我读到储安平以民主党派身份办《观察》（1）及《光明日报》的经过，对他的观点深表认同：“《光明日报》要成为 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最后的贵族》页48）
“监督”两个字非常重要，这在当时40、50年代的中国仍是一个十分西化的词，却是一个维持健康社会与政治机制必要的手段。因为历史背景使然，西方 很早就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而东方则倾向与处理群体（或族群、团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东方思维来看，个人是隶属于家庭的（因此注重 家庭出身，背景），而家族属于群体（政治或社会上的），群体则属于国家。因此人也属于国家。当人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人最重要的社会尊严就很容易丧 失。
储安平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里说：“我认为党（这里指的是共产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 己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定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 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
储安平所批评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僚化”。他的一席话，现在用于审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关，都是十分适合且具有前瞻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否认同储安平的见解，我不得而知。史料记载，储安平在1966年文革时期遭受到残酷迫害，最后突然失踪，生死不明。
用“往事”的眼光审视“现在”
过去世事已如烟。时间淘洗著历史的尘埃，我们转过身，只看到飞扬的尘土。对于我们自己，这些“往事”究竟留下了什么影响、带来了什么意义？
有人说，既是过往，哀叹也是徒然。我却认为，我们需要哀叹，在生活逐渐物质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培养自己的良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在很多青少年身 上看到一个令我担忧的现象：冷漠。不仅是冷漠，他们普遍上对世事都鲜少有怜悯之心。在物质丰裕、心灵空虚的这个时代，对人、事、物漠然就是一种价值的缺 失。我必须要承认，很多我接触到的青少年甚至连基本对人的“尊重”都没有学会。虽说教师的工作是“传道，授业，解惑”，在学生对“道”不感兴趣，没有主动 的进取心，更无疑惑的情况下，教师何来传授与解惑？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用个人的力量来对待时代的虚无，或许是螳臂当车，但也必须试一试。
读“往事”，让我们反省“今事”。读“往事”，也让我们逃离井底蛙眼，看到一片海阔天空。所有烦心的琐事，都变成微小的沙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圣人不曾存在，物质社会教会我们务实。我们代代经历生、老、病、死，却代代学不会安然处之。
章诒和在写完言慧珠往事后把文稿拿给朋友过目，在文中记录了他们的对话（页105）：
我说：“现在的剧坛还能看吗？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是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说句不客气地话，所有批判传统的人，都没能超过传统。所有批判言慧珠 的人，也都没能超过言慧珠。”这话引起朋友的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有言慧珠？”我莫名奇妙地愤怒起来，恶声大喊：“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 言慧珠！”对方惊问：“那配产生什么？”“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期。”
哲人已远，伶人已逝。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时时都冀望看到一种笃定的坚持。这坚持中，还包含著中华民族特有的谦卑与气度。时代真的不同了，所幸仍有“往事”让我们细细回味。
参考：章诒和：《最后的贵族》。英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注：1.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的经过留下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