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是现代社会学的热门课题，所谓世俗化简单说是个脱宗教化，也就是宗教因素或作用逐渐淡出个人社会或国家领域的过程。
为何会发生世俗化？社会学者多认为主因在于现代化，也就是说世俗化（即脱宗教化）是现代化的结果。宗教作用与现代化关系是反比例的，即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教化作用越淡，因为现代化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或科学实验等逐步解除了世界的神秘感，学者称之为除魅（Disenchantment）或去神秘化。
其中，达尔文的演化论对神创造世界与万事万物的说法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迄今神创论的宗教主义者依然对演化论恨之入骨，有些国家（如大马）还不准在教育中教导演化论。
此外，18世纪以来源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大力抨击宗教，其中，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更成了主导思想。这难免也削弱了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深层地看也有人认为19世纪兴盛的国族主义更使普罗大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入对国家与民族的狂热崇拜，进而引发了用国族取代宗教的替代作用。
伸言之，宗教与现代国族国家，即国家与民族给合而为一的进程也是个去宗教化的过程。另外，还有许多因素，如工业化、城镇化、大众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发展均冲击了宗教在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广泛作用。
一直到1970年代，这种世俗化主导著西方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在共产主义国家，如前苏联国家还公然宣传科学的无神论运动。只是宗教就真的就此退出或淡化了对个人、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影响？答案是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得因时、因国、因地、因势而论。
这是个多元复杂的现象，没有单一标准答案。整体上言，在西北欧国家，宗教的作用确是明显淡化。在美国，则较为曲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与伊斯兰世界，宗教依然在各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前苏联东欧与中国，传统宗教则有复苏趋势，新兴宗教也层出不穷。突显出社会科学并不科学，而常是因势立论。
当代人也不必迷信社会科学（实为社会学科而称不上科学）。这也带出一个世俗化与去世俗化（即再宗教化）并存的吊诡现象，这是一个悖论。
宗教复兴运动
整体上言，当代多数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已不像往昔那样把现代化与宗教对立起来，而更能平心静气地看待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是因为实际的现象逼使他们调整想法，减少主观性与一厢情愿的意图，也就是减少立场决定是非的倾向。学者也是人，他们或多或少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如把政治等同选举民主就是一例。
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是很难做到完全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说，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宗教复兴运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世界与其穆斯林离散教群；可这个复苏并不限于伊斯兰世界，而包括诸如以色列，印度，土耳其等一般被视为世俗化的国家，更引人入胜的是连美国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国也出现相当程度的宗教复苏运动，特别是新教的福音派（Evangelical）。
这些宗教复苏运动的兴起令还掌权的世俗精英变得处于守势而不是攻势，大马与印尼只不过是这个广泛现象中的两个例子。伸言之，大马人特别是非穆斯林宜从更广乏的角度看待绿色浪潮而不宜简单地把它视为保守落后的现象。
实则，即便在韩国、台湾等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宗教也是一般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政党与政治人物均不敢轻易地对宗教发出“不逊”的言论。
就宗教与政治关系言，由于宗教通常是传统社会中最强势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向来就是世俗政权的主要对手，即便是宗教长期受到世俗政权（主权）支配的传统中国，许多抗争与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如古代的黄巾起义或近代的太平天国。
在当代，大体上言，在亚非拉地区与国家，在1970年代前宗教势力受到威权或军事政权的支配；只是，自1970年代起，随著民主化的进程，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宗教力量逐渐兴盛起来。这个趋势在1978-79年的伊朗革命中达到高潮，也进一步扩张了宗教在政治上的影响。
一般上，媒体多偏重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其实不仅是伊斯兰世界，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不少地区与国家也崛起了各类宗教政治与政治宗教化的趋势，其后果便是所谓的脱世俗化（即再宗教化）的现象。这个现象连美国这样的先进国也不能幸免。
政治力量
自1980年代以来，宗教势力（通称为宗教右翼）便成了美国政治一股强大势力，甚至有宗教基要教义者（Fundamentalist）出来竞选总统。此外，小布什本人便是一位被称为再生基督教（Born-again Christian）总统，也有人认为小布什会发动对付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实与其福音派新教信仰有关。
在非洲如尼日利亚，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便常发生冲突，而引起国际关注。在南美洲，诸如解放神学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泰国与缅甸，佛教徒也常介入政治活动，有人甚至认为缅甸的政治佛教加剧了罗兴亚人的难民问题。
在这些再宗教化的实例中，土耳其与印度是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实例。土耳其自1920年代起便走严格意义的世俗化路线，掌权精英也一贯打压政治伊斯兰，可伊斯兰政治势力却日渐壮大，甚至取得政权，如超级总统埃尔多安便被视为伊斯兰主义者。
在印度，自1980年代以来，宗教政治人民党（BJP）便视视为兴都基要主义政党。这个宗教性政党的崛起，大大动摇了印度的多元主义与世俗主义国策。目前，连选连任的印度总理莫迪便是人民党的代表性人物。
在印度，兴都教徒占了总人口的约八成，穆斯林占了约12％，基督教徒与锡克教徒约占2％，佛教徒（近1％）及其他地方性或部落性宗教。
进入21世纪，人民党（BJP）已壮大到独大状态，其对少数教群，特别是穆斯林的态度日趋严厉，以致引起穆斯林广泛的不满。这里也突显出民主化或选举民主是一把两面刃，其释放出来的社会势力与政治力量也具有两面性，可以是正能量也可以是负能量。美国、印度、土耳其、尼日利亚（非洲第一大人口大国）等国的实例显示，世俗化并不是必然趋势，其是可逆转的。
实则，不仅是在政治上，即便是在人生信仰方面，世俗化也备受宗教信仰所挑战。说到底这是个人性的事宜。科学再昌明，技术再进步也解决不了人世无常与人意易疲（意志难以坚持）的人世与人性本质，更何况宗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与其一味突出世俗化与理性主义，不如务实地善用其正向功能，据此人本主义者也不必一味贬低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