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而伤害甚至杀害伴侣或恋慕对象，这类畸形的“恐怖恋人”爱情模式，一旦套用在“热爱大自然”，往往会铸成环境灾难。
维昂特大坝惨剧的其中一位主要角色卡罗瑟蒙扎（Carlo Semenza），是一名工程师，也是登山爱好者。他曾经说过：
“基于对山岭的敬爱，工程师应该使他们的建设与周遭环境和谐，最起码也得尽其所能。我相信，身为技术人员与登山者，这双重身份使我深感肩负如此责任。”
声称领受如此感召之人，日后却无从阻止一场夺走大约2000条人命的大坝惨剧，不但令人遗憾，也理应成为后世警戒。
卡罗的登山经验，加上工程师的知识，使他深信意大利维昂特河谷（Vajont Valley）是一个绝佳的水力发电站坝址。卡罗的地质学家友人乔治道彼尔兹（Giorgio Dal Piaz）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维昂特河谷的地质特征，可说是为水坝工程而量身订造。乔治在历史悠久的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任教。维昂特大坝的构思因此可说是受到名家的加持。
1929年，威尼斯水电公司（Societa Idroelettrica Veneta）申请把卡罗的维昂特大坝构思付诸实践。这家水电公司被能源巨擘SADE（全名Societa Adriatica di Elettricita，即为亚得利亚电力公司）并吞后，维昂特大坝计划也逐渐演变成更庞大的大维昂特计划（Il Grande Vajont）。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SADE继续推行大维昂特计划，负责工程师依然是卡罗瑟蒙扎，坝址地质安全评估则是乔治道彼尔兹说了算。尽管坝址所在的托克山（Monte Toc）对当地居民而言是经常发生山体滑坡，卡罗和乔治并不在乎。
1957年，凭著和执政党的亲密关系，SADE在呈上维昂特计划地质报告之前，就获得当局批准建坝。该份报告原本应该由乔治撰写，但他其实完全未曾进行相关研究。他写信告诉卡罗瑟蒙扎：
“我曾尝试草拟那份维昂特报告，但我得承认写得不好，我很不满意。如果你可以把先前告诉我的那些东西写下寄给我，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那看起来是相当完美。”
负责建造世界最高大坝的工程师和教授，对安全要求竟然是如此儿戏，实在是历代丑闻之一绝。
毫无对策
1959年，隶属于SADE的庞德赛水坝发生山体滑坡，坠入人工湖的砂石激起大浪夺走一条人命。卡罗瑟蒙扎开始担心这类事故会否在维昂特大坝蓄水时重演，于是就征求奥地利籍工程师利奥波德穆勒（ Leopold Muller）的意见。利奥波德则委托两名年轻的地质学家去考察，其中一人便是卡罗的儿子，艾德瓦多瑟蒙扎（Edoardo Semenza）。经过探查，艾德瓦多推论：托克山某一处的山坡其实是远古山体滑坡事件的遗址，而且是有可能会受到诱发。
1960年10月，托克山出现一道长达1800米的M状裂痕。这裂痕就像咬苹果的时候形成的齿痕，再深一点就会使一大块果肉脱落。
1961年1月31日，SADE赞助旗下研究机构模拟山体坠湖最恶劣情况。2月3日，利奥波德综合各方观察发表另一项推论：多达2亿立方米的山体正向维昂特大坝移动。那年4月，卡罗写信向他的导师诉苦：“这些滑坡课题让我困扰了好几个月。也许，这些事情是比我们还要大，而且毫无适当对策。纵使成就了那么多美好的事，我如今处于的情况却庞大得从我指掌中溜走。”
半年后，卡罗瑟蒙扎与世长辞。他来不及把懊悔化为挽救。少了卡罗的掌舵，加上电力公司国有化的发财风声、谈论，SADE仿佛一辆刹车器突然消失的奔驰汽车。
1962年7月，卡罗瑟蒙扎生前委托的山体坠湖模拟报告终于出炉：倘若滑坡山体是4千万立方米，滑坡时段是1.5分钟，山体坠湖激起的大浪高度是不会超过25米。这模拟结果显然是太过乐观。在后来发生的那场惨剧，坠落维昂特人工湖的山体是多达2亿6千万立方米，滑坡从开始到结束只花45秒，激起的大浪是高达150至250米。报告也建议，只要将最高水位保持在海拔700米以下，就能避免大浪漫过在海拔722.5米处的坝顶。
然而，这试验成果从未对外发布，就连SADE旗下众多工程师以至水坝技术员工，也从未听过这些资讯。为了确保国有化验收顺利，SADE不择手段的粉刷维昂特大坝的安全形象。这试验成果的存在，只有高层才知道。居住在大坝下游小镇朗格隆尼（Longarone）的SADE员工家眷，从不知道大坝风险，事情恶化的时候更是完全不觉得大难临头而从未提早撤离保命。
过于自信
卡罗离世后，乔治道彼尔兹日益感受到责任的沉重。但，在1962年10月30日，他也在没有留下任何挽救的情况下逝世。
1962年12月，ENEL（Ente Nazionale per l'energia Elettrica的简称，意为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吸纳国内所有私人电力公司以及其资产。这时候，加入ENEL的SADE领导层力图展现维昂特大坝为正常运作，就议决在1963年秋季把水位拉高到715米。领导们对片面数据的过于自信，使坝址山体滑坡不断加剧，并在1963年10月9日恶化成夺命灾难。他们的资讯封锁，也使水坝工人和下游村庄居民对漫顶大浪完全没警惕。
在马来西亚，声称“喜欢享受大自然”的人们，有不少是对环境破坏全然无动于衷。有些人主张把“毫不起眼的本地热带雨林”铲平，弄成北欧的打卡农地，或弄成种植地以模仿国外的打卡经典，甚至称之为“生态旅游景点”。有人主张把沿海地带填成土地，打造“背山面海”的高档住宅区。有人认为最好把国内石灰山炸掉以追上建筑业市场需求，想看美丽山景就出国去打卡。
砍掉的森林是否城镇工商业水源，填掉的海域是否鱼产关键生态区，炸掉的石灰山是否含有万年古迹、濒危物种、抗生素研发材料，这一切，都不重要。
首相安华在3月11日水源日，谈供水的时候强调向外国取经，学习在干旱地区储水的技术，却不提国内毁林破坏集水区。回避毁林和断水的关系，却高谈凭科学技术解决制水断水，恐怕是在告诉人民“这政府主张治标不治本，因为治本会得罪财阀。”
以谦卑态度藉科学求知，有助于反思自身对事物理解的限制和缺乏，从而力求建造更美好的社会。
以狂妄态度把科学当作合理化烂摊子的灵药，则会酝酿更多灾祸并诿过于弱势者。
维昂特大坝惨剧发生前几星期，坝址上游村庄埃尔托（Erto）和卡索（Casso）开始用木枝每天测量滑坡现象。人才济济的电力公司高层隐瞒真相，山地居民只有用最粗糙却不失科学精神的方式设法搞清楚眼前的危机。无奈的是，这努力在不断恶化的危机面前，是螳臂当车。
人民当自强，谦卑学习，结集力量保护彼此，让科学知识和环保意识不局限于特定社会阶级。因为，对科学和大自然的热爱，若是由名家和权贵说了算，等到他们愿意承认错误而懊悔的时候，恐怕早已失去挽救的黄金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