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尾，荷里活女影星嘉莉菲莎（Carrie Fisher）和母亲黛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在两天内相继逝世，添加了在2016年逝世的名人，这包括摇滚歌手大卫宝儿（David Bowie）、影星艾伦瑞克曼（Alan Rickman）、美国女作家作者哈波李（Harper Lee）、美国第40任总统的遗孀南希里根（Nancy Reagan）、著名歌手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乔治麦可（George Michael）和拳王阿里（Muhammad Ali）。
一个有影响力或知名人士的逝世，常常会成为报章的头条新闻，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关注，这样的现象解释了一个事实，即这些个人对许多人带来启发、影响和贡献。
当我听到这些名人逝世的消息时，我会去想这些人如何影响我的生活：无论是通过观看他们在大屏幕上创建的传奇人物，阅读他们的小说，听他们的歌曲或思考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然而，当面对著家庭成员的死亡时，触发的反思却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当我的弟弟在去年一月去世时。我对那些表达慰问的读者，深表谢意。
沦为统计数字
虽然一个人的死亡，可以影响许多人的心灵感受，但是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丧生的数十万人，却通常被视为只是完全没有情感的统计数字。即使一些人试图对那些冲突地区人民寄予同情，但也不可能像许多叙利亚人和罗兴亚人一样，能感受到他们个人遭遇，更不要说失去家园、生计、亲人的家属，甚至文化的集体悲伤。
尽管援助和救援机构，以及勇敢的新闻记者（这些无名英雄）揭露不受欢迎的真理，但在地缘政治下决策者的重点依然是：对他国领导人的影响，对资源、土地和海洋军事驻扎点，甚至进一步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有些人会指这就是帝国主义。当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一方胜利，会带来和平与稳定。
国家机构及人们的信心，扮演著推动或约束这些野心的角色。2016年的另一项意外，是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和特朗普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胜出后，在这些国家中，许多人充满了愤怒和悲伤的情绪。
这些结果，对活在舒适区的人们─来自城市、自由、受过教育、精英的一群，假设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会广泛思考者，是一个警钟。这种情况更在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下突现出来，尤其网上“同类相聚”的倾向，只会延续个人的偏见。即使对政治没关注的人，也会注意到他们周围的愤怒，并理解社会需要有机制让人们和平地表达异议，免得冲天怨气，引爆社会的暴力。
幸运的是，机制是可以修复，甚至重生。带动人心的领袖可通过获取人们的支持，展开反腐行动，纠正权力不平衡。不幸的是，历史上这种成功例子往往是在战争或灾难发生之后，当失败的机制带来了重大破坏，使到生存下来的人们，意识须尝试设计一个解决方案，防止未来类似的错误。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要等待灾难发生后，才来寻找这革新的动力。
恐带来血腥冲突
尽管，目前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健康、更富有，然而国家机制的失灵，使到全球大多数人并不认为2017年的生活会比2016年更好。
在这样的脉络下，马来西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似乎微不足道。在历史上，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历，在体制崩溃之前，国家看似稳定、乐观和繁荣，但体制败坏后，最终带来血腥的冲突。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目前享有的当作理所当然，并提醒国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尊重宪法、道德义务和限制，以免引发不满和暴力的致命连锁反应。
这也是我们在一个信任和合法性越来越稀有的世界中，最好的爱国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