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最后第二次的演说,是在约百名公务员出席,题为“年轻领袖塑造未来全球社会”的研讨会。我很高兴先比另两位主讲人发言(一位是有成就的高科技企业家,以及一位知名的韩国公共政策教授),因为与他们不同,我没有准备大量的幻灯片。
我只提供一些要点,分别提出对“年轻领导者”、“塑造未来”和“全球社会”的各种定义,然后再提一些悲观的观点,并指出在场的人士不仅有巨大的机会成为所谓年轻的领导者,同时也点出他们工作的部门和机构,可培养出这些领导人。
无法畅所欲言
参加者的回应使我感到鼓舞:有些人指加入了公务员队伍,是要实现我所概述的一些目标。但有两个现象令人关注,首先是许多外界人士认为,身为公务员,他们都以某种方式思考(特别是在政治或政策上);其次是他们平时并无法如论坛成员般畅所欲言。
第一个现象是第二个情况导致的结果,在畅所欲言上,最近就有一所大学指令(提醒)职员不要批评政府(幸好不是那所我受委皇家研究员的大学,而很讽刺的是,颁禁口令的那所大学法律系,最近才办了一场题为联邦宪法下言论自由的讲座)。但是对于新一代公务员来说,异议的自由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从马来西亚人角度看难民儿童课题时,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2017年尾时,我就见证一批难民儿童的希望和梦想,无论是通过一对一的对话,接受教育奖励后的演讲,以及大部分是通过他们所选择方式如创意写作、音乐、运动等,来表达他们的追求。一些难民儿童把他们所有精力都投入这些活动中,设想这是通往更美好的未来途径,这也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这也说明许多人对于孤儿院和庇护所的孩子有一种误解:他们须依靠别人的善行。但事实是,他们只想自力更生。虽然捐助者和支持者常认为他们贡献时间和金钱(通常如此),但不幸的是,这有时伴随著一定的屈尊感觉:这些孩子可能并非如此重要。
专制主义风险
在公共政策领域,这种态度表现为:“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所以我们必须为他们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主义是一种风险,不管谁在掌权,不管他们的意图有多好,或者他们有多少民主的合法性。
对于那些可能算是幸运的人,“成功”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人想成名,有些人想要财富,有些人则寻求一种无法公开衡量或欣赏的东西:譬如个人的精神实践。
这意味著人们可有不同的成功观念,而最近韩国人气男团SHINee主唱钟铉的自杀案例,或许让许多年轻人意识到,名气及财富并不一定是生活的所有(当然名人自杀也不是一个新现象)。同样,关注名人之特殊属性:诞生在名门,拥有财富或被社会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外观——有可能忽略了每个人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这种假设文化——偏见,在一个往往以种族和宗教为衡量标准的国家里,将充斥于其公共政策、政治讯息甚至学术分析中,并将以此来划分选民。
当然,要阻止不同的人群交流,并禁止他们参与其他群体一起工作,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也可教育年轻人,每个人不论种族、宗教、职业、地域或社会经济地位,他们都是一个个体:与其他公民有著个人关系,与国家也有著不同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有许多年轻人从本质上也理解这点。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国家特别是政府,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