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是近年来政经界的热门话题。主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与综合实力快速崛起，让人侧目。随著美国总统特朗普走美国优先路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引人关注，有人甚至提出中美共治的可能。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崛起的政经因素便成了政经界热议课题。
其实，早在2004年，便已有人提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以便与美国领头的华盛顿共识对照。在2009年11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中前，美国的时代周刊还出了一个中国专题，提出美国应在5个方面向中国学习，即要有抱负、照顾老人、重视教育、放长眼光与大量储蓄。可见，早在多年前，中国的成就，便已引起广泛关注。
当然，对一些习惯西方模式的人来说，这是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总要找理由认为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绩的一时现象，也就是中国迟早得回归到西方的既成模式，如西式民主选举与自由市场体制，是否果真如此，也只能让时间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谓中国模式，不同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经体制尚在演化，还没有定型，故不宜称为模式，而仅能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案例或特色等。也有西方学者用威权型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威权主义等来形容中国模式。对此，可以从政经两方面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大体上可以说，中国的特色在于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人多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如前苏联模式，便是个不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邓小平则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两者是可共存相容的。
尽管早在1978年便搞改革开放，中国在1990年代才正式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用语。可见在初期中国内部也存在著争议。
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色是，以国有国营经济为主体，与此同时也允许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存在，即是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发展到今天，国营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心占比已大体上各占半壁江山；只是，由于在1990年代，大力整顿国有国营企业，故其数量已大减，剩下的多是超大型国企，其中有不少名列世界前500强，甚至是前10强中的4强。易言之，国企是量少价高规模大，也常是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领头羊。
从分配制度看，当前中国也是多种分配制度共存。大体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型，如按出资、按贡献、按继承及国家用行政权力进行二次再分配等。
易言之，中国也与许多国家一样是个混合经济体，差别主要在于国有国营企业支配地位，且国有国营企业享有政策性优待，如更易取得银行融资与垄断战略性产业部门。从发展战略上看，它其实也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变种，如政策性扶持某类产业。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中国在本质上依然是个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党专政国。有论者认为，从发展与增长的角度看，这是近30多年来中国可高速增长的主因。从好的方面看，若执政得法，它可以大好，若失政，它也可以大坏。其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实为，为民作主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专注长远政策
进入1990年代后，它也演化出一套集体领导型轮任制，且具有非正式的年龄限制。尽管中国是个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可在行政上，却是走行政地方分权的路线，其行政分权程度比大马还高，如中央在各级政府中的收入，仅占约50％，远低于大马中央政府的75-80％。由于高官是中央委派的故即便走地方分权，也较不易产生诸侯割据的分裂倾向。
由于集权中有分权，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这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可以既享有规模效应，又拥有整合功能，可谓一举两得。中国可以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这应是重要的体制特色的功劳。历史地看，任何国家或大规模组织如跨国企业，均面对一个集权对分权，统一对效率的矛盾。
就此点言，中国确有其处理特色。进而言之，中国还允许不同地方，进行不同的制度与政策实验，若有成果不错的新方式、新制度，则进一步扩大运用到其他地区。
因此，有人用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来形容中国，即由上而下的统一领导与由下而上的参与或实验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就此点而言，中国虽然在形式上是单一制集权国，可却又有联邦制的分权特色，它虽然以党领政或以党治国，以党领军治军，却不是一般意义的独裁专制国。
所以，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政权是个负责任与对民意有回应能力的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从民调来看，如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中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的普罗大众是肯定这个政权的。毕竟它在这30多年中，成功地使约7亿人脱贫，这个成就使得实践自由、民主体制的印度大为失色。也因为这个结果的对比，使得不少论者肯定中国的精英选拔制，也就是一种专家治国制。这个选拔制，使精英可以专注于治国理政，而不必时时刻刻事事为定期大选而忙。
比较上言，它比较能专注于长远政策而非民粹式短期行径。另外，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知名企业如阿里巴巴、联想、小米等也有其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倾向走自己路、注重学习、具有长远眼光、著重抢占市场而非短期利益、董事与经营尽可共治而不一味强调短期的股东回酬、儒家式权威与温情结合治理与突出领导（大老阁）角色的中国特色。或许，这些企业特色也适用于现阶段中国的政治文化。
有道是世异则事异，不论中国或西方的多样模式也得与世并进，才能持续其生命力。毕竟任何模式或教条化与走向极端便难免走向其反面，这也是一个“度”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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