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两家上市公司董事，我今年出席的最后一次董事会议，都是在11月下旬。身为一名独立董事，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一旦失责更会面对严厉的处罚，最新版本的《公司法令》就是例证。
这也意味著，身为一名独立董事，须孜孜不倦阅读公司提交上来的数百页报告，并要毫无犹豫的要求管理层和其他董事解答其中的疑问（并确保这些问题及其答复被记录在案）。
对于股东和广大公众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无疑是好事，但独立董事的沉重责任，以及需要符合的条件，令人担忧更难找到适合的人选出任。同时，公司在委任董事时，不仅要考量人选，还要顾及到绩效，伦理和多样性（性别、种族、年龄、经验等）。这样情况，更因一些错误认知而恶化，如认为大公司（特别是那些与政府或政治有关联的公司）可豁免此高标准要求。
在不同经济领域的公司出任董事，一家为保险公司，一家为包装产品公司，让我能更深切了解到近期公众讨论的经济课题。如当经济学家说人们花费能力下降，或者转而购买更便宜的产品时，我们也可看到公司保险产品的变化，或者某些类型的包装需求增加，因为人们对某种饮料的消费更多。
在对经济进行分析时，董事会上也谈到来自邻国的竞争力：这将影响是否应到海外扩展，尤其决定是否到国外建厂前，了解当地政治稳定度和可持续的商业友好政策，是有帮助的。
本周早些时候，由民主与经济研究所资助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一项活动上，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题为《乘风破浪：21世纪东亚奇迹》。不像许多其他类似报告，这是一份可读性高的报告。
首先，报告重申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经济增长故事：东亚经验成为一种象征，迅速以及令各方受益的增长，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在过去的20年里，繁荣兴旺的浪潮使到东亚地区40％以上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作者说，这是得益于“促进劳动密集型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同时“过去的增长经历，也意味著对未来福利的改善，充满高期待。”
减少“政治的动机”
报告的分析框架很独特，首先将家庭分类为五个类别，从赤贫阶层到中产阶级；然后根据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马来西亚处于逐步繁荣的组别）来分组；最后则是采取包容性增长的具体定义来分类，即减少贫困、提高经济流动性和安全性。
所收集到的图表和数据（特别是社会流动的矩阵）很有启发，不过报告的最后一章〈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议程〉，更令人省思。报告指出包容性增长的三大支柱，经济流动性、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机制，也提供了决策者可采取的措施，如满足“中产阶级”对公共服务素质的日益增长要求和期望，尤其是在卫生及教育领域，这将可持续推动社会向上移动的动力；同时体制的改革，也缩小不同区域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差距。
就城市治理而言，报告建议下放管理和决策权力，以便地方上的公共交通、排水和减洪、废物管理和应急服务等能有所提升。报告也表示，政府单位及官联公司的财产评估和财物转移系统，应该修改，以更透明、可预测和基于公式方式来处理，这也意味著减少“政治的动机”。
当然，有些方面会拒绝外人来告诉马来西亚如何改善，即使这些建议背后有著数据支撑，不过许多这些建议，肯定会获得公司董事局认同，因为即使是政治人物，也会尽量避免被视为是破坏国家经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