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末，时代杂志选出年度风云人物，2017年的获选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这次的候选人有习近平、特朗普，甚至金正恩！），而是“me too”（中译：我也是），一场由受害者主动在社交媒体说出被性骚扰经验的运动。
受害者在网络上说出被性侵的经验，在发表的文章加上“#metoo”的标签，只要稍为搜寻，便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受害者经验。“me too”成为了跨越国际、跨越阶层的共同语言，受害者被性骚扰的经验各异，从语言上看似无关痛痒，但足以伤害心灵的取笑，到职场上以性来换工作的潜规则，性骚扰无所不在。
这些自我揭露，让整个社会更清楚地看到，性骚扰不是个人的不幸。在高呼性别平等的今天，尊重女性、承认女性与男性有同等能力，已成为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但“me too”打破了美好的表像，真实远比想象和认知来得残酷。
政坛也不乏丑闻
能成为一波运动，也就是“me too”超越了纯粹的经验剖白，而是已经发展成一股足以带来改变的力量。像在好莱坞，“me too”便引起极为轰动的反响，不同年代出道的女星接连指控金牌制作人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罪行。
受害女星近百人，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事件横跨年代，从90年代至今，韦恩斯坦的性侵史近30年，在好莱坞里几乎无人不知，但直到今天女星们愿意挺身说出真相，他的罪行才得以曝光，并正式进入法律程序中。法律能否制裁他已是后话，但事前之荒谬，比好莱坞的影片更过之而无不及。
在美国政坛，也有“me too”受害者，揭发多名议员涉嫌性侵，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大党均有代表，被指控者还不乏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包括颇受民主党重用的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便被6名女性指控性侵，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黯然宣布辞职。共和党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法兰克斯（Trent Frank），已是8届资深议员，被助理爆出遭他性骚扰，后经国会伦理委员会调查后辞职。众议员在位最久的民主党密芝根众议员科尼尔斯（John Conyers），也同样因被指控性侵而辞职，提早退出政坛。
这三人同在一周内被“me too”拉下台，受害者的发声震撼了美国政坛，总统特朗普也开始遭人质疑他的过去，他是否会因此而被拉下台，还是言之尚早，但“me too”的影响力已被视为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再兴起。
但有人质疑，是否只有有权力、地位的女性开声才有用？回顾“me too”的发起历史，这其实不是近期流行的事。早在2007年，“me too”便由基层运动组织者塔拉那伯克（Tarana Burke）发起，她在贫民基层社区看到受性侵的受害者，在这些地区的女性，即使面对性侵，当地没志愿团体协助，而性侵犯也很少会被提控，受害人的无力感重，不相信能改变到什么。
主动开口才能改变
塔拉那伯克于是发起“me too”的口号，让性侵幸存者能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与经历，从自我揭露里，产生与人之间，共同经验的连结，如此之多的人经历过性骚扰的问题，这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受害人也因踏出这一步，从无声的、隐形的受害者，变成指出问题的集体。
对基层女性来说，唯一可以突破困局的就是“说出来”，这是她们唯一，也是最有力的工具，但说出来成为一种行动，形成集体力量，由基层的群众开始，延伸到社交媒体，再遍及国际社会。
然而，回看马来西亚，虽看到零星剖白，但仍未能足以形成广泛的揭露。是因为本地的性骚扰问题不够严重吗？大概不是，近日有马大学生进行性骚扰调查，被访者中有80%表示曾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各地的妇女团体处理性侵个案应接不暇，问题显然存在，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让受害人开口？
在“me too”的分享中，不少受害人提到：“总有人会说是你的错”。鼓起勇气说出来，换来的是：“他的企图那么明显，为什么你要去赴约”、“你那天穿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出来，是真的吗？”
如果要受害人主动开口，才是改变的契机。那我们要反思的是，社会的环境，包括舆论的空间，是否足够安全和友善，让受害者获得的是安慰、是被理解，不是被质疑，不是被二度伤害。受害者愿意说出这些心碎难堪的故事，大抵是单纯地相信，这能带来改变：让人正视问题的严重，也把受害人带离无力感。
性骚扰问题无处不在，这已不再是性侵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事，作为幸运的旁观者，是否也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改变有关于性罪行里的羞辱文化，就像面对伤人抢劫的罪行，我们能一起对加害者大喊住手，或扶起那个受了伤的受害人。
